信息分析心理学:因果认知中的偏见(一)
继续前文话题。
不可信的证据造成的影响会持续存在。心理学家对此更感兴趣,因为很多心理学实验是在欺骗被试的前提下进行的。比如让被试在完成某项工作前让他们先相信自己非常有能力或非常无能,测试人们对自我定义的反应。心理学的职业道德要求实验者在实验结束后告知被试:那是假的,以便帮人们从错误印象中摆脱出来。但事实却显示,这点极难完成——人们一旦确立了一个认识,哪怕稍晚些时候就被证伪了,其影响仍会继续存在。
这种现象可能是几种认知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的思维倾向于把新的信息放在既有印象的背景中去理解。但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把真相告诉人们了,依旧抹不去既有印象。
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思维具有寻求因果的强烈倾向,一旦得到证据,人们常常会假定一系列因果关系来自于这个证据。这就是本文的主题。
要解释历史、理解当前、预测未来,都需要对因果关系做出判断,这些判断经常会被人们的意识无法控制的因素所扭曲,这一现象影响着分析人员的很多思路。为了能让周围环境看起来有序合理,我们经常试图寻找并相信已经找到了那些实际上只是偶然或随机现象背后的原因。
极权政府能多有效的执行一个连贯的、协调的计划?我们预测其未来状况的能力如何?这两个问题总会被估计过高,而且还倾向于认为原因一定与结果相对应、重大事件一定隐藏着重大原因。
推论行为的动因时,个人性格或行为体本身的性质往往被过分关注,而决定行为的环境因素却得不到重视。此外人们还会高估自己的重要性,认为自己是其他行为体行动的原因和目标,最后由于不了解证明某种关系所需信息的种类和数量,而强行臆测出不存在的因果关系……
历史学家的思维模型适合写小说,而不是时政分析
推理过程的基础是时空中具体事件的排列,以及关于这一现象的理论或逻辑解释。对因果的推理我们有好几种分析模式,其中较为正式比如先提出假设,然后再对研究对象的大量案例做数据收集、进入统计分析,从而检验假设。即便如此,因果关系也不能被完全确定,进一步的方法是尝试证伪那个假设,只有在无法证伪的情况下才能被接受。
这种方法比较常用且严谨,被称之为科学方法。不过它不大适用于研究封闭程度很高的国家、民族的政治和战略性意义问题,但它的适应空间还是很大的,完全可以鼓励使用。然而当下的状况却与此相去甚远——人们更多使用的是历史学家的方法,而非科学家的。
对于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和标准,科学家能比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更为清晰——历史学家的目的是将研究的事物统一连贯起来、使用某些支配性的概念或重要思想来说明,继而构建出一套“有意义”的叙述。
这种方法只能应付单一事件,却不关注众多可比性案例中存在的共变模式,即便利用共变原理也难以理清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共变原理:两个事件互相关联,一个发生改变,另一个便会随之改变)。历史学家是通过想象,将支离破碎的信息构建成连贯的故事,在许多自媒体和野生时评人的作品里这种思路很常见。
它更合适写小说,而不是做信息分析——将连贯性而非科学观察做为判断真相的标准很可能会形成偏见。
因果偏好
寻求连贯性导致的偏见之一就是偏好因果解释。连贯性意味着有序,所以人们会自然而然的将观察结果归纳为大背景模式和联系。如果没有发现任何联系,第一个会想到的是自己理解不透彻,而不是相关信息原本就没任何目的或原因可言,不过是随机出现而已。
比如上周四晚,苹果app store修复算法,导致一些应用被短暂下架,其中就包括一些国产的热门应用、那些在大陆尤其是微信平台上被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名牌应用,类似QQ、支付宝等。短时间内微信公众号各种猜测蜂拥而至,右图就是其中之一,其荒唐难以置评。
同日还有另一则偶然性很高的消息引发了一堆强必然性猜疑——有人发现百度忽然能搜索到六四和巴拿马文件的内容了。其实这种状况早前也出现过,最多是屏蔽关键字的算法出现错误导致的,然而很多相关舆论则将其强行关联上了一些难以形成因果关系的信息,比如魏则西事件、百度被网信办约谈等等,认为是“百度在反抗”,完全忽视此刻百度才是被动方。并且更重要的是,忽略了一个常识: 极少会有使用者去百度搜索六四、巴拿马文件等关键字,因为众所周知,肯定搜不到,更有搜索引擎还会记录用户信息。然该消息却在短时间内急速升温,从墙内到墙外,除非是修改算法的人自己在爆料。
这些属于太典型且极端的例子。互联网时代,类似败笔铺天盖地,无法不怀疑其与传播心理有关。为了抢吸睛度不惜一切,各种夸张的姿势、极端和偏颇淹没了思考的价值,完全得不偿失。或许也与人们的普遍习惯有关——很难接受偶然和随机的概念,连支骰子都认为存在上帝的旨意。“因为”这个词在口语中的泛滥状况,或许很说明问题。
当年江泽民的马仔一个个落马,就有较长一段时间的推测指向“要办江泽民”,如今李源潮的亲信也接连被查,从而大师们又指向了李源潮……这都是历史学家的思维模式,然当前正在时评界风靡,各种名人访谈充斥着这类说书先生逻辑。你可能觉得它无所谓,不过是骗稿费、凑版面,那就再举个著名的、能要命的例子:二战的时候,伦敦人对德国的轰炸模式做出过很多因果解释,由此决定应该住在哪里会安全一些。但战后的研究却发现,轰炸位置几乎都是随机分布的。德国人在部署的时候可能存在一些规律,但轰炸目标却在不断改变,再加上不是所有计划都能如期实现,于是最终的结果就是炸弹落点成了随机分布状态。伦敦人只关注那几个支持他们有关假设的轰炸事实,全然不关注更多的、完全不符合假设的事实……
心理学家也犯类似毛病的,先做一个假设,然后不断试验,选取能证实假设的实验结果、忽略不能证实的试验结果,继而宣布假设成立。这就是斯金纳称之为“迷信行为”的荒唐分析法。
有一些政治、军事或外交事务中是没有什么合理因果解释的,分析人士首先就是要认出它们来。很显然这会影响到预测,也提醒观察者不要对分析人员的猜想期望过高。
——未完待续——
评论
StevElug (未验证)
星期二, 06/04/2019 - 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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