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影响特朗普时代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

（泡泡特约）商人、前演员、脱口秀表演者、自恋型人格，这些因素在分析特朗普的评论中多有被做为论据出现，它们的论题大多是预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行为究竟与决策者的人格特征和经历经验有多大关系？

一般预测国际政治行为分为四个层次，1、决策层，也就是决策者本人因素；2、政府机构层；3、国家性质和国内政治运作层；4、国际环境层。虽然很多东西包含在经验范畴内，但也不能忽视层次问题的重要内涵，如果所有人在同样的给定环境下会采取同样的回应行为，那么对政治家的赞扬和谴责就没有什么道理了。

尝试推论一下这四个层次中哪个更关键。

国际、国内环境和政府机构这类背景因素大多写在明处，很多人在了解它们后基本就开始解释和预测决策者的行为。这样一来会出现一个启示：如果其他行为体相信这些背景是至关重要的，那他们就不必潜心研究国家最近的行为，也不必力图解释其他国家的决策者持有什么样的目标和认识；如果国家行为完全由其所处的环境决定，那么讨论行为体的意向就变得既没价值也没必要，只需要收集环境信息就够了，相关决策者也大可放心地使用替代认同——只要问一下自己在同样的状况下‘我会怎么做“。

但事实是这样吗？肯定不是。决策者们很少会放心的使用这样的替代认同方式，他们既认为对方不会像自己一样行事，也认为其他国家的决策者之间存在差异，所以他们倾向于大量寻找其他国家内每个重要决策者具有什么样的观点这类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某一个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层次上的变量状态是有关的。早年曾经有一个论断认为，国际环境对小国决策的影响要大于对大国决策的影响，因为后者有足够的实力不用太过担心。但核武器技术出现后，这一规律被直接逆转：国际环境对大国决策的影响要大于对小国决策的影响。基础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层次的变量处于极端状态，其他层次变量的重要性就会降低。因此，最高决策者如果缺乏经验、或者是被其他事物纠缠时，政府机构的运作就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变量，这点对观察Trump新政府是很重要的。

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认为，国家在面对极端危险或者极好机会的时候会表现出同样的行为方式，但当环境制约因素不是那么严峻时，国家行为就会表现不同，于是这样的差异就必须在决策层次上寻找原因。

他究竟对不对？这里需要讨论一下，那些外部条件似乎有很大影响力的案例。如果在类似案例中还能发现行为差异，那将有理由说明，对大多数案例都不能忽略其他分析层次上的变量。

Wolfers的一个观点曾经被很多引用，他认为，外部环境的强制性越大，人们的行为就越趋向一致，他给出过一个比喻：设想有很多人，他们的气质特征各不相同，都置身于一个失火的房间里，很容易想象，所有人都会被迫找出口逃命……于是对于解释逃命这类行为来说，根本没必要分析决策过程。

道理是对的，不过事实可没那么简单。如果环境都如此极端，大家都不得不采取同样的行为，决策者也就没必要踌躇不决，精英层也不会争论不休了。其实这一比喻的本身就是回到了决策层面－－决策者要首先看到火情。

比如对丘吉尔来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之后就是起火了，但对于张伯伦来说，只是在1939年之后才开始着火，或许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从来都没有起火。就如当下，有些美国精英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是威胁，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针锋相对，同时也有人认为，前者的表达太夸张了。

即使决策者一致认为国家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但对于威胁源也会持有争议。比如19世纪末，美国联邦主义者认为法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应该与其交战，同时共和党人认为英国同样构成威胁。这其中价值观、利益和经验的不同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还可以假定一个绝大多数决策者都认可的“起火指数”，比如大规模军事进攻，当然可以相信受到攻击的国家会奋起反击。但即便如此，客观情况依旧无法决定所有侧面。因为这个起火的房间有好几个出口，国家是否会把行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战争的目标是什么？珍珠港事件中的美国行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个人行为研究领域有一个辩论焦点：究竟是环境和角色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大，还是个人特质的影响大。许多人的身份背景、经验经历、个人特征、思想观点都相去甚远，但他们可能有机会担任同样的角色，同一个人也会担任许多不同的角色，于是通过观察一个人角色变化之后行为会怎么变化、观察具有截然不同特征的人在同样的角色中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就可以确定客观环境和个人特征对行为的影响程度了。

但在国际关系领域做这种比较会比较困难，因为一个国际体系中很少会出现一个国家同时扮演多种角色、或者几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同时扮演一种角色的状况，这种特殊的情况只会发生在行为体关系频繁变化、延续时间足够长的国际体系中。或许对均势体系中的国家可以做这样的比较。但国家肯定会对环境做出不同的反应，其中角色就是重要因素。

“国家对外政策具有高度连贯性”的论断无法确认。如果假设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变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对外政策，那就没必要讨论个体决策者的认知、价值观念和权衡等因素了。曾经有学者认为斯大林去世导致苏联对外政策重大变化，但很快就被质疑了。

决策者在上台之前往往会宣称将实施新的政策，但那些承诺经常无法兑现，英美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艾森豪威尔，1952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成功，曾经被选为美国最好的总统前十名，他在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方面与其前任很相近，但与其竞选期间的承诺已相去甚远；英国自由党政治家William E.Gladstone发誓避免非道德、具有破坏性的帝国主义政策，虽然他使英国摆脱了一些麻烦，但最终还是陷入了类似Benjamin Disraeli的承诺；Trump竞选时段对中国咬牙切齿，很多中国人就此认为他“有希望制约中共政府”，恐怕这些人将会失望，一周前的报道说，他的智囊已经发出建议其与中国“和睦相处”，来换取中国的协助维系亚太稳定。

竞选中不赞成某项政策并不能证明一个人当权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当初的反对有可能原因多种，比如他的角色和目的需要他这样做、缺乏信息导致观察片面、不在其位没有压力、或者认为反对立场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民粹主义风格胜选的人尤其如此。

新政府所面临的环境总是不同于上一届政府所处的环境，于是很多问题只能是假设性的，一些比较分析有可能也是牵强的，使用替代比较可以淡化这个影响，就是研究精英集团的观点，看其是否赞成所采取的政策，这也是美国舆论高度重视Trump身边人的原因。

带领特朗普交接团的人是华盛顿的经验人士Mike Pence，他将负责填补约4000个岗位。目前可能性最大的有Rudy Giuliani、Ben Carson、或许还有Sarah Palin，他们都符合特朗普式的思维。

Pence和绝大多数共和党国会议员一样，都与Trump的世界观格格不入，彭斯与国会沟通的角色将至关重要。对于决策分歧来说，并非完全基于角色，比如出现反常情况需要立即作出决定的时候，或者事关重要和普遍接受的价值的时候，组织立场和对组织的忠诚就不如平时那么重要了。当下最热的恐袭安防、移民问题和种族歧视问题就属于这类辩题。

国内政治环境在当前看来是影响相对较大的变量，各地反对Trump当选的游行正此起彼伏、网络动员火爆，并且与此同时，Trump缺乏从政经验，竞选中的承诺大半会失效，当那些曾经拥护他的人发现他并没有那么大的魔力时就会陷入懊悔，除非他重新找到燃起希望的方法，否则将被现实狠狠碾压。

他究竟是会屈服于正统保守的议程，还是尝试让华盛顿屈从于自己？或许都有可能，根据表演型人格的特点：高度此在、注重赢取每一个当下的“最佳展示效果”，到那时他或许已不记得（或迫使自己忘记）承诺。解释也将是充分的，能言善辩这点上没太多质疑。但也因此，缺乏经验可能会令他深陷舞台感，无法摆脱绝对主角的角色意识，于是加大力度游说。

由此看来，很难确认哪一个层次才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任何一个层次能包含解释所有问题的最重要变量。所以，“无法预测”的结论在目前很可能是对的。

人们在同样的状况下的确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但由于这类行动本身或许就是基于对世界的错误认识或者缺乏高度理性，从而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观察者因而会被弄得迷惑不解。通常更有意义的方法是直接查看人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认识、为什么会以现在这种方式来观察世界，也就是知觉层次。对Trump的分析恰好缺少个这一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