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政治雾霾

过去一周，天气阴沉，空气质素很差。

当然，香港空气里的PM2.5远远不及北京的严重，仍受雾霾困扰。跟北京一样，香港的政治雾霾，也比PM2.5更令人窒息。

柴静的《穹顶之下》，有超过二亿击点，这个数字，撇除了名人效应，反映环境污染是国人极为关心的议题，也使中央政府由默许影片流通的姿态，180度变成禁止播放，因为它不能让这二亿击点，化成为民间的共识与民意，成为共产党的政治压力。

事实上，自共产党于2013年开始打压推动以“公民”作为主题的维权意识的自由派意见领袖以来，大陆的互联网大众沉默起来，这大众大概是默默观看并传送《穹顶之下》的二亿人。

劈柴

网上舆论，最响亮的，是一些极端的声音：极端民族主义、毛左、阴谋论者。结果，就《穹顶之下》的论讨，演变成“劈柴”的声音：民族主义者指责她于美国生孩子，在中国没有发言权；毛左指她以环保之名，推动媒、化、石的市场化为实，出卖国家利益；阴谋论者说她参与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有的甚至以其他异见者被捕她却能安全发声作为助证，指她是中共棋子——我很惊讶，在中国，如果一个异议者没有被捕被打压，竟然变成了原罪。

这种各走极端的声音，只借批评柴静来重申自己的立场，无意回应真实的问题：即使你不同意柴静指出的“媒、化、石的市场化”的倡议，应如何解决二亿人关心的空气污染的问题？一个建立民间共识的机会被摧毁了。

然后，该片又被禁播了。

在一个威权的社会，共识的建立，不能在民间发生，它只能由威权来决定。

政治雾霾的形成，不单止于威权的存在，而是政治教条式的思考方式——凡事非此则彼，非友​即敌——在极端的二元对立下，理性对话、反省、修正变得不可能。

还记得刘晓波因为《零八宪章》而被重判十一年，他坚持“我没有敌人”，正是为了避免反对运动堕入这种二元对立的极端思维，恐惧与敌对，最终只会步向疯狂，而当代中国，不乏这种敌我关系下的群众动员，土改如是，反右如是，文革如是，最终受害的，是草根社会。

然而，当下“劈柴”现象​反映出的却是，不同的政治派别都在寻找敌人，眼中也只有敌人。

拆大台

在中国大陆，凝聚共识的对诘，因为中共对“公盟”等温和异见声音的打压而消失；在香港，我们虽然享有言论自由，却越来越难凝聚共识，希望理性讨论的被指为“左胶”，尽管反对一党专政，但反对排外手段的，则被指为“大中华胶”，标签取代了对辩，对话终止。

此外，产生共识的平台也连带被拆。譬如说学联，本来是一个各大学生会讨论学运方向的平台，却在佔中后出现所谓的“退联”潮。

也许，很多大学生真的觉得学联不代表他，但若真的希望能被代表，首先应该质问这个平台的开放性，以及不同大学的学生会代表是否能更透明地向同学解释决策，并更双向地收集院校的意见。

然而，鼓吹退联者的目的，却纯粹为了拆除这个学界凝聚共识的平台。假如学界四分五裂，各自为证，对香港的反对运动有何影响？

所谓“学联不代表我”背后，有一个潜文本：我不用被人代表，每个个体都为自己去做决定，而个体自我决定的总和，就是“集体意志”，就是“共识”。

没有理性对辩讨论下的“集体意志”，简单说，就是一些由二元对立而构成的思想框架，也就是说“意识型态”取代了思想。目前，香港正上演着一场习近平口中的意识型态斗争：不同阵营都在寻找敌人，透过战意去强化自己阵营的“集体意志”，这也反映在后主场的网媒生态。

民主伞下

占中及雨伞运动，之所以能一触即发、不同群体各自动员起来，主要是因为它经过两年的酝酿，不同的界别在两年间，不论是否同意占中三子的构想，均介入了辩论。真普选成为了各方的共识，而不同小圈则就运动的策略，凝聚小圈共识，在民主的伞下，产生互动，相互壮大。

可是，我们正面对一鼓情绪，一场以意识型态斗争为目的的动员，划破大家曾经撑、用作凝聚反对运动共识的大伞。

香港的政治雾霾虽没有中国大陆般高压，也令人窒息。

作为公民媒体，当然希望发掘更多的资讯、材料，让公众能监察政府、建立民间的另类议程，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保持清醒，勿让敌意把自己捲进疯狂之中。

与伞下的同行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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