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和巴沙尔政府干着同样的勾当——叙利亚：恐怖主义犯罪

（泡泡特约）三个月前的消息：中国计划在叙利亚再投资20亿美元，给基建以及能源行业。根据官方资料，2011年中国向叙利亚出口24亿美元，进口只有3000万美元。中国的中石油、中石化及其下属企业等大型国企，以及三一集团、中兴通讯、华为通讯、长安汽车等重量级民企都在叙利亚当地设有办事处。

四个月前的消息：叙利亚驻中国大使伊玛德穆斯塔法在一项商业研讨会中透露，有至少4000到5000中国人在叙利亚参战，该大使称他们加入了各种不同的反抗叙利亚政府的武装作战。

2015年底，伊斯兰国组织宣布，他们已经杀死了一名中国人质和一名挪威人质，中国人叫“Fan Jinghui”樊京辉，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南路某小区居民，北京精彩因素广告有限公司法人。

西方国家搞不懂巴沙尔政府是如何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挺到今天的，没错，有老盟友伊朗的力挺，有重要贸易伙伴俄罗斯的维护，有海湾国家的私下捐赠，还有痴迷着“一带一路”的中国政府的投资。

但还有一个更邪门儿的来源，曾经很长时间内被所有人忽视。并且正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很多外国人在叙利亚的遭遇背后的原因。

巴沙尔的财路

巴沙尔·阿萨德对阿拉伯之春的血腥镇压打开了叙利亚政治暴力的潘多拉魔盒。大批打着“起义”旗号的武装组织纷纷登上了犯罪活动的历史舞台，揭开了一幕幕魔幻的大戏。其中最为主要的犯罪行为就是绑票。

绑架人质、勒索赎金，是维持阿萨德政权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特别是在叛军和圣战分子集中作战的北部地区。在那里，反对派武装挨家挨户的展开搜刮行动，主要目标就是支持大马士革政权的叙利亚平民。而巴沙尔的人，则扮演者黄雀的角色。

2015年，一名以难民身份逃到意大利的叙利亚中产，对媒体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他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附近开了一家冰激凌加工厂，某天早晨他开车去工厂，在厂外的那条街上被警察拦截下来，警察说叛军已经占据了这条街，他不能通过，但并没有说是叙利亚自由军还是圣战分子。那是2012年。

直到次年底，政府军收复了这片区域，他才被允许重新进入自己的工厂。然而，工厂里什么都没有了，“所有东西被叛军洗劫一空”，他说，“我到了警察局想咨询一下，接下来我我该怎么办，是不是能通过什么方法获得些补偿。但他们却把我关进了监狱，指控我支援叛军”。

“监狱里有很多和我差不多的商人，内战让大家失去了一切，最后却被当局指控参与叛乱。他们经常殴打我们，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他说。最后，他的家人支付给当局一万美元的赎金，他才被放出来。一出监狱的大门，就直奔欧洲的逃亡之路了。

内战开始之初，阿萨德政府就发现，绑架叙利亚有钱人是个快捷有效的集资方式，可以为内战提供大量资金。巴沙尔手下的警察和军官迅速变身为凶残的绑匪，他们把叙利亚人质关进政府修建的监狱里，在恶劣的条件下严刑拷打。然后，他们假装成叛军或叛军支持者，联系人质的家属，索要赎金，再安排交钱取人。

另一位在丹麦寻求庇护的叙利亚中产哈桑，也回忆了同样的经历。他在阿勒颇经营一间服装厂，2013年的某天，一群全副武装的叙利亚自由军来到他的工厂声称要没收这些厂房，作为他们的医院使用。哈桑反抗无力，被赶了出来。而在路的另一端，他又遭到了警察的拦截。

警察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叙利亚自由军强占自己的工厂，而警察却说他撒谎，并就此把他关进了监狱，指控其参与暴乱。最后，哈桑的叔叔支付了一万两千美元的赎金给警方，他才获释。

大马士革政府和叛军都会通过绑架有钱人，索要赎金。哈桑说，“出了监狱的门就看到了交钱取人的叔叔，他们没有回家，开车一路向北直接到了土耳其边境。在距离边境几公里的地方，叔叔把他交给了两个阿勒颇人贩子。这两个人贩是反对派武装组织的人，他们收了我叔叔两千美元，把我带上了去欧洲的路”。从此，他再也没见过家人。

反对派和巴沙尔政府干着同样的勾当

随着叙利亚内战的进程拉开，各大敌对势力的绑架倾向也迅速明朗了：阿萨德政府倾向绑架叙利亚本国富人和中产阶级，而反对派武装、包括圣战分子，则倾向于绑架那些价值几百万的外国人。这两种猎物都蛮容易到手的。

可以看出，阿萨德政府更注重数量，而反对派更在乎质量。不过偶尔也有例外，有些情况下西方记者落入了阿萨德手中，而抓不到外国人的时候，反对派武装组织就对叙利亚本国人下手了。

2015年2月，瑞典调查记者乔金·麦丁（Joakim Medin）在叙利亚北部的卡米什利（Qamishli）被阿萨德特务机关绑架。当时卡米什利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政府军控制，另一部分被库尔德叛军控制，而乔金·麦丁当时正在对库尔德叛军进行战地报道。

某天早晨，他和他的翻译一起准备去采访库尔德的交通警察，经过一个双方势力共同控制的街区时，被政府的巡逻车拦截下来，随后他们被套着黑头套带到了监狱。他的翻译和25个人关在一起，而他这个外国人被单独关押。

三天后，他们被押上一趟班机，麦丁描述说，“飞机上有很多平民，我俩一身脏兮兮、戴着手铐，浑身伤痕，所有人都看着我们，却无人说话”。目的地是大马士革，一落地他们就被关进了“Unit 300”，这是一间专门关押间谍的监狱。

“没人知道我被绑架了，没人通知我的家人和瑞典政府”，麦丁说，“从那时起，我在各大监狱里被转来转去，被形形色色的特务机关不停的盘问，我曾经想着自己可能会在这里结束余生了……”。

麦丁是非常幸运的，库尔德人知道阿萨德的人抓了这个记者后，和政府方面展开了秘密谈判，希望能把麦丁救出来。结果是，库尔德叛军释放了两名被俘的叙利亚高级官员，作为交换条件，把麦丁弄了出来。

多亏他是来采访库尔德武装组织的。别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绑架者和救人者合演着一出闹剧

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误判就是，他们认为叙利亚反对派中存在一部分“温和反对派”，这是个奇怪的冠名，似乎旨在用以区分是不是圣战分子。你以为只有圣战分子才会暴虐？那就大错特错了。

2012年12月，几个武装分子绑架了美国NBC新闻频道的记者理查德·恩格尔（Richard Engel）和他的同事，一共六个人。当时，他们正在叙利亚自由军军官的护送下穿越著名的巴布阿哈瓦边境线（Bad al Hawa）。进入叙利亚境内几公里后，他们被一个检查站拦截下来。

恩格尔说，他们当时误以为那些人是“沙比哈 Shabiha”——就是影子部队，伊朗训练出来的什叶派民兵组织，该组织曾专门为叙利亚政界精英们提供毒品和女人，内战爆发后沙比哈民兵成了阿萨德手下的一个死亡小组（或者叫折磨人小组）。

NBC新闻队这六个记者被蒙住双眼，扔进了一间农场，关押了五天。恩格尔描述，这些绑匪表现得很不专业，他们在搜查人质随身物品的时候，居然都没有发现自己触碰到了GPS紧急信号。在美国的NBC总部收到了这个信号，定位出农场的位置。

然而几天后，绑匪们也听到了风声，他们很害怕，准备杀人质撕票逃逸，但被该地区的指挥官阿布·艾曼（Abu Ayman）阻止了这场杀戮。恩格尔说，他是后来才搞明白的，原来当时阿布·艾曼正在和美国政府协商武器事宜，所以他才不希望美国记者死在他的地盘上。

别看这群绑匪技术能力不过关，但很会装，为了让恩格尔等人质认为自己是阿萨德的手下，在美国记者面前他们故意操着一口浓郁的阿拉维派口音说话，而事实上，他们是逊尼派的人。

更离谱的是，六个美国记者被关了五天后，绑匪把他们押上了一辆面包车，称带他们去真主党大本营。但在途中，被一个关卡拦截下来，几声枪响后，他们得救了。救命的那些人自称是叙利亚自由军。恩格尔获救后还在《名利场》上对此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然而，直到2015年，恩格尔他们才搞明白，整个绑架和获救的过程，不过是一个早就安排好的剧本。

在路上营救他们的人和绑架他们的人是同一伙人，阿布·艾曼也知道这个计划，并予以了配合，关押他们的农场主叫艾卓·库萨布，是当地知名暴徒，库萨布自诩叛军领袖，但实际上只是个犯罪团伙头目。

正是这个库萨布，在2014年将两个日本人质——日本著名自由记者后藤健二（ごとう けんじ）和他的朋友汤川遥菜（ゆかわ はるな）——转手卖给了ISIS组织。

众所周知，只有努斯拉阵线或ISIS，才有雄厚的基础资源和设施购买和关押人质，以及维持数个月甚至数年的赎金谈判。于是很多叙利亚绑匪会把人质卖给大型恐怖组织，人们看到的砍头视频，就是这些买了人质的恐怖组织在谈不下赎金的情况下撕票的场景。

叙利亚阿拉伯之春中的“自由战士”只是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虚拟角色，如今的反对派势力正在被圣战分子、年轻暴徒、军阀、犯罪分子充斥着，革命已经成了一个幌子，他们不断寻求的只是金钱和武器。

“敌人的敌人”思路害人不浅，欧洲记者和学者两度落难

另两位更倒霉。意大利记者多梅尼克·奎里科（Domenico Quirico）和法国教授皮埃尔·皮奇宁·达普拉塔（Pierre Piccinin da Prata），他俩被绑了两次。

第一次是2013年4月，他们最大的错误和诸多西方国家政府一样，就是太信任反对派了。他们当时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了一个叙利亚反叛势力，因此将自己送入了虎口。

在古塞尔（al Qusayr）两个人被阿布·奥玛尔（Abu Omar）的部队绑架，绑匪提出了一千万美元的赎金要求。

阿布奥玛尔这支部队和法鲁克旅（Farouk）有一定联系，而法鲁克旅是叙利亚自由军的一个分支，组建于2011年，并且当时是最大的反阿萨德政府组织。绑架这俩外国人的旅部则属于反对派中的“温和派”，这个西方国家给搞的误导性概念，真的害死他们了。

他俩不是第一个被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绑架的外国记者和学者，此前已有多次类似事件发生。叙利亚的圣战犯罪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一些披着非宗教外衣的武装组织，他们都是反对阿萨德的势力，是白宫同意资助的人。

就在NBC新闻人员被绑后的四个月，这位意大利记者和他的法国教授朋友。再一次遭到了绑架。还是阿布·奥玛尔的队伍。

意大利记者奎里科在他的书中写道，“他（奥玛尔）的队伍是从当地招募组建起来的，更像一群土匪，绝非伊斯兰教徒或者革命人士。阿布·奥玛尔只不过是给他的犯罪活动泼洒了伊斯兰教的光泽。他与法鲁克部队互相勾结，最后归到了法鲁克靡下。法鲁克旅是叙利亚一支有名的革命军力量，属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他们的代表人物近期正在同欧洲政府举行会议……”

奎里科和西方国家政府一样的后知后觉，他们一直不知道，这些人实际上只是一群强盗，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帜、高喊革命口号，控制着一片又一片区域，然后就干着敲诈勒索、绑架人口的生意。一切只为了充实自己的口袋。而在包括白宫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都误以为他们是值得信任的“正面力量”。

你们看到的新闻是错的

早在2012年，叙利亚反对派势力的一些分支就盯上了外国记者和人道主义援救工作者，这些外国人在他们眼里就是能够快速变现的猎物。

然而很多外国人普遍抱有一种意识：阿萨德政权是坏的，那么每一个反抗他的人就都是好人。西方媒体也普遍的错误连篇，他们总是在推测只有阿萨德的人才会干这种肮脏的勾当。天真的想法一直难以抹去，就连意大利记者奎里科被绑架后也没能敲醒这些媒体。

更加愚蠢至极的是，已经有同行被这些反对派组织绑架了，记者们还是纷纷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这些“起义组织”。他们认为叙利亚和伊拉克不一样？

意大利Rai广播电台主席马季奥尼（Monica Maggioni）曾说过一段非常真实，但却一点都不讨喜的话：“媒体们对于叙利亚的事态都有自己的立场，在这里他们几乎不会遵守新闻原则，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看不到对阿萨德政权支持者的报道——也就是说，全世界对叙利亚的理解是严重片面的，如果你只看新闻的话”。

马季奥尼自己就因为两次采访巴沙尔，而在同行中饱受诟病。

选定了自己的立场后，媒体们就不会对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进行报道了，也不会关心他们在反对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几乎所有报道都是千篇一律的：叙利亚自由军是一个非宗教性质的武装组织，他们旨在推翻阿萨德的独裁统治……不信你搜搜，网上能见到的的报道大多是这样的口风，尤其欧洲媒体。

叙利亚内战和西班牙内战完全是两码事，前者的叛乱是变异了的恐怖主义犯罪（Criminal jihadism 这词目前已经开始被学界使用了），这是一种现代化现象，钱才是这帮人唯一忠诚的对象。

被绑的意大利记者奎里科问绑匪“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们可是叙利亚革命的朋友”。然而绑匪回答：你们这些热心的记者事实上毫无用处，你们的那些报道帮不上任何忙，反对势力需要资金购买食品和武器，用你们能换来数百万的赎金，我们就可以买到需要的东西……

明星范儿的恐怖主义犯罪资助人

这些所谓的“温和反对派”武装势力，结构非常复杂，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中，图表是说不清楚的。2014年起，“温和反对派”就开始接受到了以奥巴马政府为代表的大联盟势力的公开支持，包括军事训练、轰炸行动、武器输入等，也有直接的财政手段。这部分组织变得更加复杂了，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网络——个人联盟关系、欺骗关系、临时犯罪团伙关系、中小型武器组织间的联营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处于一种政治真空中。

大大小小的团伙只顾不断的从四处吸引资金，要么拉拢赞助者投资，要么通过绑架当地居民或外国人来索取赎金。

前西班牙战斗机飞行员路易斯·穆纳尔（Luis Munar）在2012年时投身到叙利亚，加入了反对派。他说，觉得反对派不会打仗，用他自己的军事知识为那些人培训。当时他加入的就是法鲁克旅，那会儿法鲁克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2万。

“我看到阿拉伯人和卡塔尔人送来了大量的美元和土耳其里拉，这些现金被分配到了各个反对派组织手里，其中也包括法鲁克的组织。这些钱先是移交给领导人，然后才下发到战士手里，作为薪水”，穆纳尔写道。

有些时候，那些赞助者们还带着自己的新闻记者朋友和广播电视台员工，一起来送钱，以便宣传他们对叙利亚内战的支持和贡献。穆纳尔写道，由于拍摄真实的战争有一定危险，于是那些战士们就为卡塔尔电视台打了一场假仗——他们在晚上拼命开火，而对面并没有任何敌人。

叙利亚国内外的赞助商们导演了各种宣传大片，误导了所有人，包括西方国家政府。看着画面上那些激动人心的战斗场景和胜利场面，观众们以为反对派正在走向胜利。但实际上，反对派正在沦为恐怖主义犯罪的一盘散沙。

可以说，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媒体，被他们的海湾同盟和反对派代理人合伙骗了。

资助金一开始数字很大，但面对的是五花八门的反对组织，他们基本就是个无底洞。同时ISIS势力正在逐渐强大，于是那些赞助者们决心投资ISIS，并停止了对其他反对派组织的资助，包括法鲁克旅。在2013年冬天，西班牙飞行员穆纳尔所在的组织没钱了，于是，绑架生意成为了刚需。

法鲁克旅建立了一个“法鲁克伊斯兰组织”，该组织成为伊斯兰阵线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他们再次获得了各类赞助人的青睐。

从本质上讲，法鲁克旅根本不是宗教性质组织，虽然有几个战士是信徒，但整体上他们是非宗教组织。然而，由于薪资的驱动，大量战士在各个组织之间进进出出，哪儿钱多就奔哪儿去。最终，法鲁克旅的所有战士纷纷投入了其他伊斯兰组织，有的去了努斯拉阵线，有的去了ISIS。

叙利亚版的“出租车司机”是人贩子的帮凶

在叙利亚，潜在的西方人质都是一些新闻工作者和人道援助者（因为游客不值钱，各国政府和媒体都不怎么关心普通人的生命），当地绑匪拿下人质后，大多会转卖给其他组织，就像ISIS那种付得起钱的组织。

绑架网络已经蔓延到了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是自北向南到叙利亚的必经之地。记者们常常会在土耳其边境城镇寻找车夫和掮客帮助他们进入叙利亚，于是，那些犯罪分子和反对派武装的人，就会乔装打扮成出租车司机，守在要塞地带等待机会。

他们很有“技巧”，为了拉拢记者他们会有意的投其所好，骗记者们说知道哪里有关于叙利亚的特殊新闻材料。被绑架的美国NBC记者恩格尔，就是这么被骗的——他被乔装者告知，可以带他们去拍摄被叙利亚自由军俘虏的4名伊朗士兵和2名黎巴嫩士兵——如果这事是真的，就太有价值了，足够找到伊朗政府和黎巴嫩武装组织支持阿萨德和他的死亡小组的证据。

可惜是假的。记者们被用这种方法，纷纷落入了圈套。

最容易被骗的是那些没经验的记者，然而就像奎里科、NBC新闻组这样的老牌资深记者，也不大容易逃离魔掌。法国广播电视台53岁的的老记者迪迪埃·弗朗索瓦（Didier Francois）2013年在拉卡落到入了ISIS之手。与他一同被绑架的还有另外三名记者：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法国记者尼古拉斯·埃宁、和皮埃尔·托雷斯。

当时带领他们进入叙利亚境内的就是一名乔装的出租车司机，此人名叫穆卡达徳（Omar al Muqdad），这些外国记者被带到了绑匪包围圈里。绑匪把司机放走了。而在那一年之后，也是这个穆卡达徳，把两个日本记者带到了叙利亚境内，之后日本人在不同地点被绑架。

绑架经济学

在2012年，当叙利亚刚刚掀起绑架外国人的热潮时，所有参与绑架的犯罪团伙和恐怖组织都还不具备展开人质谈判的软件和硬件设施，甚至很多团伙都没人会用外语交流，于是他们只能向那些有文化的或有人脉的叙利亚人寻求帮助，

绑匪把人质的信息发给那些帮手，然后这些帮手就扮演起了谈判家和翻译官的角色，代表绑匪与受害人家属及政府之间周旋。

绑匪们的目的就是尽快的完成交易，一单绑架生意的周期最多几周，这一时期内发生的绑架案如果人质方面反应够快，就能在几天内被释放，而且赎金很低也就几千美元。相反，如果没有能快速处理，遇到了扯皮的外国政府，那就麻烦了，人质会被转卖出去、或者交换出去，最后落到大型恐怖组织手里，比如基地组织和ISIS。

政府的内讧是人质危险的一个关键。美国人道主义救援者凯拉米勒最终就死于华盛顿的官僚主义——国务院和FBI竞争管辖、CIA和白宫争论决议权，负责谈判的NGO只能不停地辗转于各种官方会议，待到他们最终统一意见时，一切都太晚了……凯拉米勒的网络博客名叫“满怀希望”（Imbued with Hope）.

2014年，两位来自意大利的女性人道主义援助者，在阿勒颇被绑架，由于意大利危机处理部门反应太慢了，绑匪把她们卖给了努斯拉阵线，后续则是努斯拉阵线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的谈判。最终，意大利给每个人质支付了一千三百万欧元的赎金。

这是个神奇的漩涡：一方面，如果不交钱，人质肯定会死，杀戮人质的视频还会成为恐怖组织对外宣传的绝佳材料；另方面，如果支付了赎金，就相当于喂养了一群贪婪的黑熊，不是一只是一群，只要价钱的数字传开，所有恐怖组织都会知道哪个政府比较肥且容易勒索，于是该国的民众就将成为绑匪的“重点资源”——投掷食物反而引来更多的黑熊。

目前为止，意大利是给钱最多的国家，也就是为什么过去15年内，大量的意大利公民被绑架。

很多政府不愿意支付赎金，比如英国和美国，英美政府认为支付赎金的行为无疑会助长恐怖组织的扩大，其中ISIS的壮大，除了石油资源之外，几乎全部是靠绑架人质获得的资金。

中国政府是鸡贼心理，他们基本不会对给不给钱这件事正式表态，而是以“正在调查”为由拖延时间，以观望局势。当时樊京辉成为 ISIS 的人质时，另一个人质所属的挪威政府就立刻公开宣称不会支付赎金，而中国政府绕开了这个左右不是人的道德漩涡。

很多欧洲国家政府也不愿意支付赎金，他们的方法是公开表态“不会用赎金来资助恐怖组织”，但他们的情报部门和特工会私下以民间募集的幌子筹到钱把人质弄回来，与此同时，政府方面会堵住人质家属的嘴，让他们不要接触任何媒体，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赎人的事。但这种方法的负效应也很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太慢，谈判和筹钱拉长了人质被关押的时间，于是恐怖组织的要价是非常高的，时间越长赎金越贵，最终则是花了更多的钱，也就是让恐怖组织捞到了更多的利益。

其实对绑匪来说，普通记者的价值不大，一般为几十万美元的赎金。因为很少有人关心那些普通记者的死活，除非这些记者持有的是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大国护照，这些大国的人质一般会被大型恐怖组织买走，比如努斯拉阵线、ISIS、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更，那些欧洲政府害怕公众舆论，往往更容易拿到钱——有些时候赎金能谈到天价，足以改变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

绑匪、尤其是那些大型恐怖组织，他们一般不怕拖延时间，而当地人还非常乐于这种拖延，因为包括人质、谈判家在内的很多人，在这段时间内都能给该地区带来经济利益，拖的时间越长，他们的生意就越有得做，比如谈判家需要最好的司机、最可靠的中间人或消息人士，那么他们就要支付高额的价钱。供需关系是一条金科玉律。绑架产业链的尾部之巨大超乎你的想象。

全球化的阴暗面

最后这段算是顺便说的吧……

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绑架被视为一种均衡财富分配的机制——把富裕的西方国家的财富分配到地球上其他贫困地区。这种游戏规则和华尔街适用的规则很相似。人质成了金融工具，专门用以启动某项复杂的投资计划，而这些投资计划往往回报丰厚，资本回报率远远超过劳动回报率。

连绑匪处理谈判的方式也跟股票市场交易差不多：考虑到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时间段，人质作为一种商品所具有的交易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就像股票经理估算股价一样，劫匪们在敲定赎金之前也会做大量的类似工作。

在过去十年里，绑架事件的的徒增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性的标志。绑架生意如毒瘤一般扩散：由于巨大的利益驱动，西方人质被频繁地劫走，投机者、土匪、腐败的中间人和政府官员，等许许多多想从中分一杯羹的人，把这项生意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第四产业”。

冷战和全球化对绑架危机的产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绑架活动在全球最快速增长的区域有两个特点：要么是正在逐渐瓦解的国家，要么是经济飞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繁荣共同促成了绑架行业的诞生。一切源于贪婪。

推荐半岛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人质业务（The Hostage Business）》,片中写道：这是一个由谎言、间谍和掩饰构成的行业。政府当局在撒谎，绑匪们不停的敲诈，中间人的葫芦里藏着毒药。只有受害人的家属独自守在边缘的角落里，细数着少得可怜的信息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