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驯化的新闻学院（下）：与党共建的醉翁之意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分析了各大高校与地方党委宣传部或中央媒体共建新闻学院这一最新趋势背后的动因和逻辑——推广已经“成功”运行13年的“复旦模式”。然而，正如上文末尾所说，想简单地在全国各地复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制驯服的上海媒体、复制上海新闻界的奇葩生态，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际上，中宣部此番动作的深意想必也并不仅仅是为了简单的复制。在整盘大棋中，中宣部、地方宣传部、中央媒体和新闻学院各有所求。那么，在接下来的具体共建中，各方究竟会有哪些动作？学生和老师们身处的教学科研环境会面临怎样的变化？新闻专业主义的培养和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又会受到哪些威胁？

尽管大多数学校的共建工作都还是刚刚起步，甚至还未起步，但从公开信息中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新鲜

在北大与新华社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通稿中，最扎眼的词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双方将共同致力于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设成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国内领先、国际有影响力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回过头去看去年底中宣部做出共建决定的那次会议，同样是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放在了第一位：“推动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创新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科研贯通、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培养造就高素质后备人才。”

很多人担心，这是否意味着新闻学院的彻底“党化”？

实际上，在新闻学院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十年中，几乎所有新闻学院的学生都接受过这样的教育——2003年，中宣部、广电总局就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所谓“三项教育”活动。这里，“三项”指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样的活动多半是讲者和听者都不信，但人人都要装作很认真的样子。如同哈维尔曾经分析过的水果摊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样，对意识形态的忠诚更多是一种下意识的姿态。它当然是一种卑贱的服从，但并不意味着真诚的信仰。

况且，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究竟是什么？其实阅读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就知道，马克思是新闻自由的提倡者。中共现在的宣传体系，并非承袭自马克思，而更多是从列宁的“党性”理论那里来的。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此打住。

实习机会近了，专业主义远了

对于新闻学院的学生来说，共建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当然是找实习、找工作都更方便了。很多关于共建的新闻报道中都提到：共建双方会建立人员互派机制、学生就业机制，打造教学实习基地。

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实习和就业机会恐怕基本是在党报党刊，也即更多是做宣传，而非做新闻的地方。让新闻学院的学生更大批量地进入党的喉舌，让新华社实习经历成为北大学生的标配，让光明日报接纳大量法大学生，新闻学院的就业率也许会提高，但新闻专业主义的培养必定会受损。

实习对职业的影响不可小视。很多在市场化媒体做得非常出色的媒体人，都是因为大学期间的实习确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乃至被圈内人所知晓。而不少的实习机会，都是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获得的。如今学院有能力“包办”了，但这样的“婚姻”很难幸福。

此外，很多共建方案中还提到“培育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精品课程”。请业界人士来参与课程设计和课程讲授，当然会是好事。但是，同样的问题是：这样的业界人士，是来自党的喉舌，还是来自市场化媒体？他们所传授的，是如何服从，还是如何反抗？

老师会做更多实用性、对策性研究

在研究型大学，教学和科研是两大并行的任务，后者甚至会更重要。共建对新闻学院带来的影响并不止于学生的教育，它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老师们的学术研究。

站在宣传部的角度，“好”的研究当然是能为党掌控舆论提供建议的。有些研究直接冠以“舆论引导”的名字，另一些则有挺好听的名字：公关。最典型的例子是SARS之后，政府危机公关成为显学，财政给出大量经费，新闻传播学者们趋之若鹜。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有一些学者在利用自己的身份建议政府更开放，但更多的研究还是顺着政府的意志来，为政府操控舆论服务。比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董关鹏就在政府如何应对媒体、如何对付记者上颇有研究，他已经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技巧。随着共建的展开，类似的学者和研究想必会越来越多。

站在中央媒体的角度，对学界研究同样有需求。在北大和新华社的共建中就有一条：“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将借助新华社的国际国内影响力，建设国际传播研究智库。”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际传播”正是中央媒体眼下花大力气去做的一件事情。为了主导世界舆论，政府对中央媒体给予了巨额的经费支持，但是效果并不好。现在，新闻学院的老师们也能从中分得一杯羹了，但他们能做出什么有意义的研究吗？恐怕很难。

在学术研究中，对策性的研究是最下等的，它除了给当政者提供一些工具之外，别无其他价值。但是，共建带来的经费等资源支持，以及与体制内互动的潜在好处，都会让此类研究在新闻学院大行其道。

今日的中共早已不是依靠意识形态获得合法性，而是依靠利益绑定了社会精英阶层。同样，共建新闻学院恐怕也很难做到意识形态上的洗脑，但很有可能通过实际的利益交换和利益引导抹杀新闻专业主义的萌发，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出更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北大教授钱理群用这个短语来形容那些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目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