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思考”和行为方式的由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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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实理性”的目光短浅

社会学家帕累托曾说：人是非理性但却会进行理性思考的动物。这里的理性指的是综合思考、对比后认定最合适手段的一种能力。但中国文化的理性却与此有些差别，它更多是基于眼前而产生的现实理性，是为现实尤其是当下的现实服务的。

这种现实理性造成了目光短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网络舆论上不难体察到这点，那些强调“就事论事、解决一件是一件”的人，占据最大比重，他们也反对当局的一些做法，但完全不去考虑类似的恶性事件还将频繁发生，只因根源未除。

曾经目睹过一场来自微信群的激辩，众人相信孙志刚事件“带来的‘变革’必能在雷洋事件的追讨后重演”，且否定独立网友（圈外人）指责体制问题的观点。人们很有信心的说：我们必须一件一件地解决，渐进推动……这句话您一定不陌生，它是大陆公知的常用措辞，已多有被政治反对者批评，此处不赘。政治反对者无一不认为此乃公知之犬儒，不过也许还有上诉“现实理性”特点带来的目光短浅，至少它应该在公知们庞大的支持者群体中存在。

5、乞食心态和体制依赖

一个彼此监督的环境里一定会产生不同的等级，有不平等的存在就会有资源分配的倾斜，产生强烈的贫富分化，同时贫富分化反过来加强固定等级的分野。这种单向的不具备流通性的财富分配方式自然会造成畸形的财富观念。这种观念会导致另外一种矛盾，即人们一边仇富，一边又想发财，一边鄙视为富不仁，一边又强烈的希望做个不仁之徒。

人格的缺失会产生人身依赖，于是以丢弃自我的方式来换取利益的乞食行为和乞食心态异常发达。其最终结果就是淡化了奋斗的意义和必要。人们的眼光紧紧盯着结果不放，只要能获得结果，不惜一切手段。到那个时候，道德的约束就会失效，这种约束本身就是他律的，其定义权和解释权在他人的手中，因此当获取结果成为强者之后，也就相当于拥有了道德的定义权和解释权。

我们在一般情况下都不难理解中产阶层对体制的依赖，但也能体察到渐进改良支持者的人数之众，他们的数量之所以远超过激进抗争者，其中的怕变心态是存在的，本身也属于乞食性质。自称民主派却选择微信公众号“发展”、拒绝翻墙融入自由环境的那些人，会能讲出很多理由来捍卫自己的选择，甚至听起来有理有据，他们不会承认被粉丝经济诱惑、被小圈子绑定。但他们的选择无疑是一种妥协，妥协于审查、人情社会和中国式“思考”。

6、人情法则和情境化思维

中国人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上诉思维的外在延续。人们有时也会以接受他人的救济为耻，但如果这种救济来自于自家圈子，就会坦然。于是如果你让一个中国人认同你，那么你必须跟他亲近，当他在你面前感觉不会紧张的时候，你就能彻底走进他的世界了。如果你还做到了急他之困、雪中送炭，他甚至会将人格拱手于你，甘心为你卖命。其内在根源是一种饿怕了穷怕了的无意识恐慌。

在社会中，人们遇到问题时的第一反应会是依托熟人，于是看起来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但并不代表它很懂人情，恰恰相反，是人情匮乏——当人情被用来交易的时候。

并且，人情法则的背后是情境化的思维，是一种过度的紧张。

情境化思维指的是在一种情境下国人的代入感会很强，从而做出跟那个情景相符合的事情来。这件事甚至可以是他平时所不想、不愿甚至不屑的事，在那个情景中他也会去做。经常能看到批评中国人双重标准的观点，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这其中如果有某一面处于正面比如抗争情境，其结果就有可能促成好事。但这种思考方式肯定是坏的，因为它并没有上升到推理型认知的层面，也就是说，个体本身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选择。如果再换一个情境比如反日、文革情境，结果甚至完全相反，然情境并非我们所能控制，当权者掌握了其中绝大部分。

曾经与欧洲媒体讨论过中国的民意调查存在的问题，我说有些调查需要考虑到情境，西方文化环境下长大的记者不甚理解这点。日本媒体也不理解反日砸车、饭店标语等行为，民族主义者真的那么多吗？或许还不好定论。

在人情社会眼中，情分多了自然好办事，不过这种无逻辑、依赖具体情境而散发的情，往往不仅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反而会让人陷入麻烦——当人们将人情无限放大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紧箍咒，变成了道德准则的一种。可这种准则又是没有具体标准的，它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很多时候，在这个情境中基于人情道德信条成立、换做另一个情境时它就不成立了。因为人们总是在不同情境中穿梭，两个人处于同一情境中的时候，一个人基于人情的道德法则做出的事，在另一个人眼中会觉得受到了伤害。

但又不能公然反对这种基于人情的做法，于是便会受到道德的约束。结果矛盾就来了，当人情力量足够大，具有道德约束力的时候，它便有了一种魔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