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分析心理学：证据评估中常见的偏见

不管是媒体工作还是研究工作，信息分析都是最重要的基础能力，其中证据评估是分析工作的关键步骤。但人们依据哪些证据、以及如何理解这些证据经常会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叙述生动和细节具体的信息所产生的误导性最大，俗话说“编得有鼻子有眼的”，很容易让人忽略可能拥有更大证明的抽象信息或统计数据。

人类的思维对证据的一致性很敏感，却对证据的可靠性不敏感，即便已经被彻底否定的信息，其形成的印象还会存在。

分析人员的工作环境很复杂，证据来源异乎寻常的广泛，包括新闻机构、官方宣传机构、个人爆料、旁观群体等等，每一种来源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潜在或现实的偏见，以及可能被操纵和欺骗的不足之处，可靠性参差不齐，甚至彼此矛盾，这是分析工作的一大顽疾。另一大顽疾则是，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

信息对人类思维的影响与它作为证据的实际价值之间并不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生动的、具体的、被称之为亲历的信息更容易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影响，远超过那些证据价值高但平淡、抽象的信息。

对于媒体、评论人士和其受众来说就是：1、记者直接认知的信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要比证据价值可能更高的二手信息的影响力要大。2、案例叙述和奇闻逸事，要比信息量更大的抽象总结或统计数据影响力大。

举个例子，习近平和李克强“闹矛盾”的说法，如果你谷歌一下会能发现，它几乎成为了一个标准答案——进入了很多媒体的议题（形成了一致性），这个结论来自于某记者在两会上观察到的二人没有握手、交谈和鼓掌，也就是说，它中了上诉第一条。如果反问一下，习李必须鼓掌握手吗？如果真的鼓掌握手并被记者们“看到了”，那结论会不会相反呢？但又有谁能证明，握手和鼓掌不是做戏呢（就如相关报道中引以为证据的胡温秀亲密）？众所周知，中共那些对媒体开放的会议无一不是做戏。但几乎没有人这样去问，而是依照“观察来的结论”进一步去分析局势。受众则是听闻这一消息后去按关键字搜索，继而发现铺天盖地的“闹矛盾”结论、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分析，进一步认定了这个结论，也就是陷入了搜索引擎效应，反之，这一结论就变得更加“正确”了。

只是举例而已，希望能展示获取信息、分析信息的一些必需的程序，当然不排除该消息为真的可能性。如果你希望证实它，那就需要拿出难以反驳的证据；如果你必须报道这一观察，那就有必要说明还有哪些其他可能性。（这点详见《做个聪明的信息消费者》）

再举一例，近期比较惹眼的一个新闻，BBC中文部准备迁址香港，此事引发广泛争议的原因是对新闻自由的担忧。BBC专门邀请国际台外语部主管Liliane Landor和中文部记者做了一个访谈，以期为公众展示搬家的理由、协调舆论的不解。其中主管Landor给出的理由是“CNN、纽约时报都有在香港的制作基地”，言外之意是“它们运转很正常，所以我们也可以”，借此无视众所周知的有关对香港新闻环境严重恶化的调查数据（更准确但抽象的证据）。文章下面开放的评论栏则显示，这篇访谈基本没起到正面的作用——大部分中文读者都表达了反对，甚至有网友说“不论你们能保证什么，只要搬到香港，我就不再关注了”。

同上面那个例子一样，如果BBC希望让受众安心，那就必须拿出无可反驳的证据。

至于奇闻逸事的魅力，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点，受众的猎奇心理越强、媒体的采题兴味越足，有人讽刺商业媒体“不存在汉隆剃刀定论”，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比如十九大后“会民主化”的说法，据称是来自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相关报道给出的凭据居然是“陈小鲁预测一向准确”……暂且不说没有什么预测是可以一向准确的（至少上帝没写过时评），只说基本常识，一个极权政府再改良也最多是进化极权，如果民主化，现有政权就不存在了，中共会主动解体吗？如此荒唐的结论竟有多家媒体转载，实在无力置评。

把生动性做为决定性证据影响力的标准，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是：某些类型的证据虽然价值较高，但仅仅由于比较抽象而影响极其有限。做过销售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再漂亮的产品资质也不如“我朋友”的一句口碑，就是这个道理。

假设一下，有统计数据显示，超过七成的国人有穆斯林恐惧症，假如我身边的朋友对穆斯林大多是友好的，我可能就不会去相信“七成”的统计结果，哪怕这个统计渠道是可信的。再比如，一个民调显示，大部分人相信共产党会改良、逐步开放，而你是民主革命派的一员，恐怕就不容易认可政治反对群体尚且势单力薄。

如果权衡证据的方式恰当，具体和感性认知得到的信息，能够也应该被赋予更高重视。绝对大多数情况下，当抽象理论或二手信息与个人观察之间发生矛盾时，后者总能占上风。“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支持特朗普的中国人”、“我亲眼看到习近平没鼓掌”……等等，奇怪的是，我们的常用警句里没有什么格言状的东西能提醒下人们，不要被个人视角误导、眼见不一定为实。

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实验，邀请一群精心挑选的、确保性格各异的人，去参加一个对每个人来说都比较陌生的大party，party结束后让他们各自写下自己看到了什么，结果显示，每个人的结论几乎完全不同，仿佛他们进入的不是同一个聚会场合。互联网也一样，如果没有足够全面的统计数据和综合性的分析做参考，任何一个人给出的评价都将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甚至会造成很大的误导性。

你能接触到的永远都是极小部分，之所以能接触到，除了碰巧外更多是源于它对你有吸引力，也就是说，个体的价值观在影响着对信息的捕捉，而个体并不容易感知到这点。如果观察对象是一个民族、国家或者社会形态，有可能会因采样片面而带来扭曲的认知。

除非轶事或个人经历带有典型意义，否则分析人员不该赋予它们过高价值，在可以获得基于有效样本之上的综合数据时，甚至可以完全不理会它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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