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社会变革：数字媒体做不到什么

我们不应该责怪不给力的数字媒体，而是要直面这样一个现实：在任何需要付出实际代价，面临社会风险的行为上，真正贡献心力血汗的人，永远是社会中的少数。

过去五年，每一场新的革命和社会运动，都会将一些新的数字媒体推向舆论前台。而数字媒体的普及，则激发了新的革命想象：借由新技术，更多的人将自我组织，自我动员，自我启蒙，他们将更少受制于传统的，极少数的社会运动领导方。集体行动，似乎让位于很多个人和小社团的分散化行动。

新革命想象的流行，引发了关于社会运动“去中心”的争论。怀揣话语权的评论家们，有的认为“去中心化运动有利于传播，不利于政权定点清除，因此更容易成功”，有的却觉得“去中心化容易出现组织散乱，不利于运动协调，因此容易失败”。两方的观点似乎都有道理，因而也都可以引来不少拥趸。

说到底，数字政治的很多争论，之所以论战方各执一词，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数字技术的作用不是个全称命题，加上其他控制条件，数字媒体的社会政治后果本来就是自相矛盾，不可预测，且高度依赖于具体情境的；二是虽然讨论激烈，人们却未就“数字抗争”，“网络”，“个体化”等基本概念达成共识。人们争相用涵盖性的术语来讨论问题，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定义上的分歧。

模糊的去中心

在讨论到去中心化的运动时，首先要澄清的问题就是怎么定义“中心”。不同的划分手段，描绘出的运动图景可以有天壤之别。比如，只有一个领导者的运动就一定是中心化运动吗？如果这个领导者只是喊了句口号，其余的抗争均由其他参与者完成又怎么办？如果一个运动有两个组织团体，却有更多分散的参与者，这究竟算不算去中心的运动呢？

显然，领导者的数量并不是划分中心与去中心的可靠标准。更精确的中心化定义，不应该局限在组织者的数量上，而应该同时聚焦参与者的独立贡献程度和影响程度。如果将所有参与者的贡献度和影响力进行一个排序，结果呈现出的分布越平均，运动就越是去中心；越接近幂次分布，运动就越是趋向中心化。

一般而言，越是低对抗性，倡导性，全球化的运动，越适合采用去中心的形式；越是高对抗性，高风险，本土化的运动，就越需要稳定的组织。很多局限于线上的网络行动，为了吸引到最大多数的人支持，就往往采用一个模糊的口号，方便各组织和个人根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调整话语框架。本地化的面对面抗争，需要高风险承担意识，快速的协调和应变，超出地理范围的人口最多起到舆论鼓动作用，于是就更多仰赖传统的社会运动组织（SMO）。

但是反例也存在，一些完全局限于线上的抗争，也会展现出中心化的格局。2012年初，著名的反SOPA/PIPA线上行动，致力于守卫被法案所威胁的互联网自由。在很多人心目中，这场运动展现了去中心抗争的威力。的确，如果单看全世界参与的网站数量和类型，可谓蔚为大观。但如果将所有抗议网站的链接数和影响力排个序，会发现全世界的注意力几乎都局限在英文维基，英文谷歌，卫报首页等少数几个站点上。而且在维基关站抗议的那一周，整个网络的中心化程度不降反升：也就是几乎所有的线上动员都围绕维基进行，媒体注意力进一步被聚拢在少数几个核心站点上。所以，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反，反SOPA运动是典型的中心化运动。

而实体抗争领域的占领华尔街，反而有一个高度去中心的线上动员网络。参与者们的贡献比例差距不大，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呈现出“网络的网络”的特征，即无数个小网络交织出的更大的分布式网络。打掉任何一支小网络，都很难破坏整场运动。

因此，中心化的线上抗争，和去中心的线下抗争都可以以各自的方式成功。社会运动的成败，和运动本身采不采用去中心的格局关系不大。何况运动在发展中，其动员结构并不完全由初期领导者控制。让我们永远记得蒂利那个形象的比喻：创作者谱下爵士乐的开头，却控制不了各路玩家们的进退，也无法阻止他们进行即兴演奏。

数字媒体与寡头铁律

撇开去中心运动的优劣，数字媒体究竟是否对社会运动走向去中心有帮助呢？

一百年前，罗伯特·米歇尔斯基于欧洲的政党案例总结出了著名的寡头铁律，即随着机构的膨胀，权力将天然趋于集中，机构将向着精英化和不民主的方向发展。互联网普及后，有一种流行的论调认为，数字媒体天然具备民主商议的潜质，通过其动员起来的运动，天生容易走向去中心化，从而避免了寡头铁律的出现。

这种对于互联网打破寡头铁律的期望，属于错综复杂的网络例外论的一支，相信技术赋予人们前所未有的机遇，超越传统社会的组织机制。然而这个论断成立，需要满足一个前提：数字媒体必须开创全新的去中心化组织形式，而不仅仅是复制强化了原有的线下组织模式。

可惜的是，对数字媒体新模式的预言，大多数情况下却并不成立。很多研究已经发现，不少数字社区的组成形式，几乎就是现实幂次定律的翻版。即使是提倡分享与协作的各种维基社区，也依然由小部分用户独大，由这些精英用户贡献绝大多数的社区内容。因此，极少数的维基社区才符合众人心目中的共享特征。

更令人失望的是，随着维基社区的成长，内容和权力集中的特质只会逐步加强。越是后来加入的用户，越不可能成为管理员。用户越增长，管理员的相对比例越低，他们也越容易动用权限删除其他普通用户的内容。互联网共享社区，也不能免于寡头铁律的侵蚀。

不管用户是否充分利用了维基社区的特色，社区的预设结构已经相对平等，所有用户都被赋予了相似的发言和编辑权力。而其他数字媒体，其他实体参与领域的预设配置本就极为不平等。显然，实体运动如果要采用数字媒体来传播，寡头铁律只会更强而不是更弱。

即使在实体运动中，我们目睹了大量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活跃表现，也并不能说明运动就是去中心的。线上线下网络的不一致，容易制造出实体抗争去中心的假象。人们倾向于用网站链接，用户的线上好友网络等来描绘运动的走向。却没有看到线上的很多链接在线下是不存在的，线下的链接也不完全反映在线上。

很多线上的问题，只有看到线下网络才知真假。我们目前所目睹的线下去中心，常常是一个集中化的大头，拖了一堆分散化的长尾。如果单独看长尾，很多运动相当分散化，但加上主要贡献者后，整个抗争的图形，依然是中心化的。长尾并不能单独主导运动的走向，而只是数字环境下被放大了的回声。

中心，去中心和再中心

对于数字媒体和去中心的关系，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数字媒体创造出了很多去中心动员的机遇，但这些机遇，很难真正被转化为去中心的结果。大部分抗争即使有着一个去中心的网络外衣，其包裹的线下内核，仍然是高度集中的。因此，依照目前数字媒体的扩散趋势，我们并没有收集到足够的案例，得以检验数字环境下去中心化抗争的效果。

即使案例数量足够，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定义新环境下社运的“成功”和“失败”。传统上说，一个社运达成了其最先提出的目的，改变了政策进程，就可以被视为成功了。数字媒体环境下，一个新的可能性被创造出来：数字媒体也许通过建立新的社会连接，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社会结构，盘活了民间社会。这种改变了的社会联系，虽然并不一定在当下的运动中得到体现，却可能在下一次运动中被激活。

所以，即使在短时间内未达到运动诉求，长期来看，数字媒体很大程度上更”成功“地重塑了都市景观。前一次运动的去中心化后果，通过人们长时间的互动，可能构成下一次社运的中心化起点。所以，对去中心模式的关注，一定要超越个案，纳入历史进程的视角，将所有的开端和结局都看做是相对的，可互换的。

话说回来，对于数字媒体去中心的潜力，从来都不需要抱太多的幻想。前述维基开放社区的案例告诉我们，共享模式常常会从初期的去中心转变为再中心。不管你研究的是共享社区，在线团队还是黑客联盟，组织的资源大都会追随寡头铁律的脚步。也许在任何一个世界，乌托邦都有着天然衰亡的趋势。所有抱持平等愿望的小团体，在吸收了足够多的成员加入后，都会不由自主地再造权力的图腾。

在互联网还“年轻”的时候，我们找寻着新模式，每一项新发明，每一个新网站，都可以以其独特性招徕到注意力；当它走向成熟后，我们开始找寻更用户友好的模式，网络的规则就变得与线下熟人社会越来越类似。与其说社会在创造一个超越自己的网络，不如说网络在迎合一个比自己强大的社会。早期去中心的迷思，也慢慢走向了再中心。当然，真相也许是：我们从未去中心过。

对此，我们不应该责怪不给力的数字媒体，而是要直面这样一个现实：在任何需要付出实际代价，面临社会风险的行为上，真正贡献心力血汗的人，永远是社会中的少数。只要这个基本事实继续成立，数字媒体永远都无法靠去中心的噱头，来赢得社会变革制造者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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