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富士康养活了中国工人，还是中国工人养活了富士康？

打从九十年代起，“老板养活了工人”的说法就大行其道，直到今天我们都对这种说法耳熟能详，所以就出现一种异象：从主流经济学家到普通老百姓，都流行一种论调，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富士康这样的大资本、大企业，才养活了富士康100多万工人——是啊，你看，如果让他们留在农村，难道出路会更好吗？倒不如进城打一份工，反正工资肯定比留在老家种田要高，还能在城里长长见识。说到底，你们工人需要感恩——因为如果没有老板，你们哪有这样的日子？！

任何的言论都有立场，也有代言人。主流舆论糊弄我们，说是这些老板养活了这批工人，但事实一清二楚：如果没有工人，这些外资企业纵有再高的技术，再精良的管理，再先进的生产资料，全都是扯澹。农民工不是石头缝里莫名蹦出来的怪物，而是一只国家的“有形之手”和另一只资本“无形之手”高度合作的产物。

回溯历史，我们就知道这套论述何其荒谬：1978年后，农村改革首先解体集体经济，带来分田到户、小农经营，制造出大量“剩余劳动力”；随后的城市改革，一方面是国企改制，造成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另一方面则是吸引外资，在沿海开设劳动密集型代工厂，从而招募大量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事实上，这些劳动力正值壮年，一点也不“剩余”）。今天我们都知道了，这些劳动力就是农民工，中国现在有两亿六千万这样的新工人。

在农村，先是让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小农经济重新出现，大量青壮劳力于是赋闲，无法投入于一种“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新经济模式。接着用城市消费主义来吸引农村年轻人，并用各种办法给这些农村青壮劳力贴标签（比如“素质低”，所以才需要去城市打工“长见识”，去市场经济里“靠自己”），努力让农村“低城一等”，制造没有任何“出路”的农村——无他，为了让农民尽快转变为农民工罢了。这样，在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我国费尽心思“请”来的资本就“吸纳”了大量“剩余人口”，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接着告诉所有老百姓：看，资本多么不可或缺！

好的东西扔掉了，恶的事物一出现，就作威作福，这当然是阶级利益在作祟。于是，还有人说：是啊，我承认事实如此，那你不能否认，农民工因此客观得到了比他／她留在农村多得多的好处——最起码，他们赚了钱，也在城市见识了世面。

听到这里，我们只能呵呵了。资本不跟你讲良心，只跟你讲赚钱，所以才要每天把工人当牛马而非人来使（超长工时，单一重复简单劳动），超低工资（底薪太低，不得不加班），没有劳动保障、五险一金甚至没有劳动合同。是啊，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效率真是高啊，全世界都是中国制造了，中国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工人分到了多少？高利润、高效率带来的财富，大头难道不是都流到国际品牌、大资本家和贪官污吏的腰包里吗？这么高的效率，敢情不是为工人自己服务，而是为肉食者们服务！表面上美其名曰“创造就业机会，实现自我发展”，事实上是不留余地的为资本积累。

不妨以我们最熟悉的富士康为例。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富士康于1988年在中国大陆建立了第一个生产中心，随后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不断扩张，从初时深圳西乡只有150个工人的全资子公司，到2014年时已占领了三分之一的中国版图，拥有超过一百三十人万工人，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富士康全球生产基地的心脏地带。中国各级政府则忙着提供土地、抓紧配套基建（如光缆、电、水、天然气、道路、交通）、给各下级单位制定招工指标、把职业学校变成学生工基地（还要美其名曰“实习”，不“实习”不能毕业），也不知道到底是政府需要富士康，还是工人需要富士康。

至于那些说工人该感恩富士康给了一份煳口工作的，我们笑而不语，只是盛情邀请各位抱此看法的朋友进富士康工厂，当几天一线普工试试。首先，富士康一线普工只有不到两千块钱的底薪，只能靠“自愿加班”赚多一些，如果没有加班，两千块钱这个水准在城市连煳口都成问题；其次，工人每天在流水线站着，重复同一个简单乏味的动作三五千次，人和机器一样，看不到自己的劳动价值和成就感；其三，最勤劳的人拿到的却最少，然后这些肉食者反倒要工人感恩，把这种“吃人”的制度说成是“天经地义”、“自由选择”。

富士康和烂苹果，果断扔掉！

工人不是温顺的绵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富士康工人早已发挥自己的智慧，团结起来反抗不公义、不人道的对待，从怠工、罢工、断水断电到集体自杀抗议，要求富士康遵守劳动法，还劳动者合理待遇。这下，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到底是富士康养活了工人，还是工人养活了富士康。

苹果、富士康和中国工人的关系正是当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缩影，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整套为之辩护的论述。所以，我们不能相信“工人必然比老板蠢”的鬼话，也不要认为只有老板才能最有效运用技术和管理。事实上，技术和管理作为一种劳动，不是资本家专有的特长，工人也可以有，而且应该有，主流论述把实然混淆视听成应然，我们又要暗笑了——工人自己可以通过民主管理，自我接管和运营工厂。不信？1985年，台湾新竹玻璃公司董事长卷款潜逃，上千员工领不到薪水，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自行接管工厂，竟使公司转亏为盈。直到1990年，资方元大集团承诺确保员工权益后，工人才交还经营权。阿根廷也有过这样的先例：在2002年货币贬值之后，数以千计的企业宣布崩盘破产，无数的阿根廷工人努力自救，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工人占据三百多个破产的公司和荒置的工厂，以工人合作社的方式重新操作，并成功复苏业务。这一成就已经被拍成电影《工人当家》（The Take），毫无虚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还是有人认为，工人在各方面能力比不上资本家，而且如果真的要民主管理、民主运营，工厂效率可能更低。我们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工人自主管理和运营的工厂的效率一时无法和今天的富士康比肩，但我们不禁要问，今天富士康的效率那么高，创造出来的财富都到哪里了？工人又得到了多少？与其如此，我们当然支援工人夺回生产自主权，自我民主管理工厂，因为这样的效率是属于自己的，这样的劳动是属于自己的。这时候，根本不再需要什么游泳场、心理谘询或者爱心捐款来号召工人“爱厂为家”，因为工人们已经有自己的主体性，厂就是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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