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赋权 草根不灭：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草案

人大常委会最近完成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草案》的二审，草案目的明确，就是要透过建立境外非政府组织（NGO）的审批制度，去阻截国外机构资助中国大陆的NGO，防止所谓由西方输入的颜色革命。

挑战主从关系的草根赋权

有趣的是，中国 NGO 的兴起，其中一大动力其实来自发展中国家 (Global South)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尝试走出“白人重担” (White man burden) 式的救济模式，以草根赋权 (grassroots empowerment) 抵御西方资本主义一元发展模式。这个议程于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由一群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主义者带到中国，落地生根。其后，赋权这社会实践理论，进入了联合国发展计划 (UNDP) 等拨款原则，中国大陆的NGO也纷纷以“培训”的项目或与境外机构合作，或申请境外基金。

中国大陆的公民运动、性别平等倡议、社会边缘社群权益倡议（如爱滋病患）等等，均是草根赋权所推动的，但却成为维稳机构重点的打击对像。背后，并非什么西方轮入颜色革命，而是草根赋权所培育的行动主体，挑战了威权以“人民代表”之名、群众组织形式深入民间而确立的“主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

草根赋权的实践如何进入中国？

赋权的理论并非源于西方，理论其中一个源头是巴西教育家Paulo Freire的批判教育法的理念。他的理念于 1970年代，被美国的社会工作者及学界接收，透过总结黑人社区工作的经验，提出一套自下而上的社区充权，改变制度不公的社会介入方法。

其后，有关赋权的讨论，延伸至其他边缘社区，包括女性、原住民、少数族群等等。简单说，赋权是一个过程，让个人或小社群了解社会制度上的种种不平等，学会如何透过行动去达到一些他们期望看到的结果，也就是说，赋权是要让被动的个人或小社群成为行动的主体。

1995年在北京举行世界妇女大会，“妇女赋权”更正式成为女性与发展的议程，文件中列明，女性赋权，以及她们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平等，让她们参与决策和获取权力，是成就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基石。从此“北京议程”里的“妇女赋权”，被很多国际发展基金纳入为拨款的原则，并延用在其他社会边缘社群的社会工作项目中。

中国的本土NGO，也以北京世妇会为起点而冒起，“草根赋权”成为与境外NGO合作的主要项目。

挑动神经的赋权

绝大部份境外资助大陆NGO的项目，均没有挑战中共的统治权。然而，环观近年维稳当局对温和民间组织（如公盟、立人乡村图书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等）的打压， 自下而上的赋权项目均成为清算对像。在三八妇女节当天，全国性捉拿倡议反性骚扰的女性主义者，令境内外NGO界更清楚看到，官方再容不下任何民间自主的倡议行动。究竟这些倡议行动，挑动了执行者哪一条神经呢？

中共一党专政的政体，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的垄断权力，政权与民间，主要由群众组织作为中介而建立的“主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群众一方面被政权管理，另一方面被组织代表，而无法代表自己、为自己发声。

相反，“草根赋权”就是要透过自下而上的基层组织和培训，使社会边缘的社群能为代表自己，改变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公盟的许志永就是因为协助农村打工子弟去争取教育机会，而被判四年有期徒刑，而他所主张的“新公民运动”就是以草根赋权作为方法。

正如一些关注中国人权的团体指出，《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二审草案落实后，最受打击的是一些倡议平权的团体， 因为他们项目资本主要来自一些境外资助赋权培训的基金。

纽约时报就报道，从2014年5至7月，中国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以及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进行调查。被调查的内容涉及：他们是否接受境外资金，数目为多少，来自哪里，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资金。问题还包括：员工以及“协同的中方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还有关于该组织的“工作领域”、“政治背景“和“目标”。它还要求列出“在中国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员工”的姓名，这种措辞有时是用来描述间谍活动的。

在新的登记制度下，境外NGO要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或与本地机构合作推项目，需要经由民政与公安两个部门作双重审批，不单失去了寻找合作伙伴的自主性，其活动更会受执法部门监控。长远来说，法规会令到 NGO 变成政府的代理，巩固党与民众的主从关系。

灭不了的自主

可以预见，法规会令到一些相对独立自主的 NGO 暂时陷入经济困境，然而，也可能会推动本土NGO走向群众，建立更独立和自主的经营模式。

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与不公，中产阶级对党办NGO（如中国红十字会）信心崩溃，越来越多个人更愿意支持一些由个人发起的公益项目，举例说，调查记者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公益基金”，经费就是靠本地募捐，公众对这个组织的信心，主要透过社交媒体的工作和财政汇报。

在威权下，有些NGO也许会被取替，有些个人也许会被关进牢里，但自媒体却造就了一个“微选择”的空间，让个人能通过一些细微的选择——资讯选择、信任选择、喜好选择——以结集式微行动去开拓制度以外的空间。

所谓的境外NGO颜色革命，只是威权心虚的表现。新一波的赋权运动的载体，大概不再是NGO，而是网络社群，以科技来赋权，只要矛盾一天存在，人民有发声的愿望，草根自主，不会因为稳维式的管理而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