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区别——当下公共讨论中频发的谬误

当下的公共讨论，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文人主导的，并且因为这一文史哲背景缺乏社会科学的训练，而好清议、概念模糊、方法简陋，往往流于口水文章和常人方法论，以至于无力探究当代史和时政发展趋势，甚至视之为黑箱，误导公众。

甚而，在那些关心时政的公共讨论中，常见与党国的“国情论”类似的“中国转型特殊论”，坐井观天，片面否定他国的转型经验；或者，如二战后的“奥斯维辛后无诗歌”一般沉浸在大屠杀后的虚无主义中，看不到未来积极转型的可能。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围绕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争论，这也是我和郝建老师每次见面必掐的话题之一。他总是坚持，中国现在属于极权主义。而类似的简单判断，加上当局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在新兴的社会空间里弥漫着一种“公民社会失败论”，“冰河世纪到来”的悲观论调、各种取消抗争、早发早移的右派幼稚病甚嚣其上。

为此，过去两个月，围绕这些问题，我在京沪两地做了三场演讲，分享中国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的起源和演变，顺带着辨析中国政权的变迁，即1949年以来如何发展到准极权主义，然后后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至今。

记得，2000年到德国第一次见到导师——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海贝勒，谈起中国公民社会和极权主义关系时，就遇到他的迎头驳斥。在他看来，与苏联东欧相比，中国从来就不曾发展出真正的极权主义，而是一个山寨版的，更多的利用政治运动而非体系化的控制手段。

诚然，以此为基础，才可能理解中国1990年代公民社会的发育，作为一个植入型的运动逐渐发展成维权运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性质，也就是从社会维度上塑造着中国政治进入到一个威权主义时代，然后随着与维权运动同时发展而更甚一步的维稳主义统治也渐渐把中国的威权主义强化为一个晚期威权主义，特别是2013年以来的最新变化。

所以，如何认识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既需要概念的厘清，也需要历史的叙述。

探讨极权主义的概念，无法回避阿伦特的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她的主要贡献便是历史地梳理了现代工业社会、特别是德雷福斯案件所标志的反犹运动如何演化为极权主义运动。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她划分了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极权主义的理想概念。

但是，在现实讨论中，尤其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政体（国家）常常是不加区分的，遑论极权主义运动，也就是忽视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建构和建构过程。这样的建构，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作为印刷机、工业革命、一神教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的产物，所涉甚多，完全不同于古代社会的各种专制形式，尽管不少无知者常常以秦制或者中世纪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比附之。

这种糊涂认识也不奇怪，极权主义作为一个理想类型的概念，其现实世界中的对应政体少之又少，除了20世纪上半叶的纳粹德国和苏联，曾经的苏东阵营里最接近极权主义理想模式的大概只有东德，还有遗留至今的朝鲜。

尽管广义上这些共产国家都可简单贴上极权主义国家的标签，它们的内部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改革、放松、开放、溃败与反对派，而早早开启了后极权主义时代，如苏联在1956年二十大后、在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的198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革命之后，匈牙利也类似，南斯拉夫的内部宽松和自由化，更是现在执迷于极权等同恐怖的极权教条主义者所难以想象的，却是中国曾经的马列编译局衣俊卿局长的美好回忆。

所以，与极端的极权主义或者现代残存的苏丹主义相比，威权体制在世界政体更为普遍，它属于现代政体，并与民主社会相对，构成非民主政权的主体。

世界上大部分半民主、形式民主的国家都可归为威权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也许算是1970年代的南美国家、南欧国家，以及今天大部分的前苏联共和国独立后的国家，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非洲许多国家和一些中东国家，构成一个蔚为大观的威权阵营。

它们通常有形式上的却被操纵的选举，执政党长期垄断权力，限制反对党和普遍的政治参与，压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互联网自由，人权状况很差，社会被压制，社会－国家关系处于限制性合作。

威权国家也互有差异，也有成功和失败，特别是那些独裁国家总是不免被随时颠覆，而一些成功的威权国家却以经济绩效的合法性和统治的灵活性顽强存在，甚至向海外输出其成功模式，通过扩大威权阵营而维系自身的存在。

这或许是现代性发展到全球化时代的自维持机制之一，通过反面的存在而存在，就仿佛欧盟还会因为英国的退出而更团结呢。

闲言不赘，回到中国。作为一个“输入革命”的样本，中国的极权主义从一开始就围绕“28个半”布尔什维克和本土派之间的竞争，这一斗争也影响着中国的极权主义形成。

从1949后建政后，共产党亦步亦趋地试图建立一个苏东模式的极权主义国家，但是这一努力主要基于结合传统的官僚体制与大规模工业化，即以刘少奇式儒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官僚体系、毛式乌托邦运动、以及斯大林式的清洗与暴力镇压，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

但是，这一趋向极权主义的改造，存在分别对应上述三个努力的内生性牵制，并不顺利。遭遇着官僚体系的儒家传统、封建主义的内部分割和民族国家虚置的三个困难，在共产阵营的党国体系内部只更多地呈现出极权主义运动，即更多地依赖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而非极权主义的国家建设，并未主动采用类似同期东德所“采取的一切现代科技手段”。直到1971中美悄悄媾和后，才得以在冷战的缓和局面下得以加强内部极权主义化建设，并且持续到1992年，情形很像放大的朝鲜的极权主义能够生存的条件。

也就是说，1970年代初，小文革结束后的相对平静下，中共开始强化极权主义建设，其主要特征是：1) 单位制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生活控制趋向定型；2) 邓小平复出后的官僚系统重建，3)  意识形态的强化和调整，包括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各种“清污”运动；4) 计划经济模式的坚持和调整，以1978“洋跃进”为标志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业化。也因此，1970年代算是中国最成功的极权主义模式，虽然1980年代有松动和开放，但是只是极权系统的继续。

但是，伴随毛主义势力的式微、同时强调制度化的技术官僚集团的上升，一个去掉毛氏克里斯玛的官僚统治体系，成为这一极权主义时代的标志。不过，也因此之故，官僚体系内部的开明派或改革派的出现，容留了较多争论空间，使得一场观念驱动的运动成为可能，贯穿着整个1980年代，并且最终孕育出1989年这场纯粹观念式的民主运动。也因此改变了1970年代最为接近极权主义的政权性质，加速着后极权化趋势。

至于1989民主运动本身，作为观念主体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并没有做好根本反对极权国家、团结其他阶级、发动全国性运动的任何准备。也因此，这场运动，尽管不乏激进主义的占领，却只属于共产阵营内部一场最晚到来的有限反抗，属于1950、53、56、68的东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国相继发生的共产阵营内部反抗运动的最后一次谢幕。

但在冷战终结的背景下，这场运动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它触发了共产阵营的崩溃，也在中国内部彻底终结了后极权主义时代——并且证明先前的极权主义是多么依赖意识形态或者观念。对于邓小平1992年开启市场化威权时代的动因，这一场运动的历史意义远被低估了。

而这个1990年代迄今的这个威权主义转向，其政权也有几个标志性变化：1) 意识形态弱化，闷声大发财；2) 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创造了一个愈益庞大的私营部门和中产阶级；3)  更多的社会空间和个人自由，大量自发结社出现，在知识分子的引入、建构下出现了一个以NGO、自由媒体、自由知识分子和维权律师群体为主体的公民社会；4)  官僚系统取代革命老人和强人，并且商业化，利益集团化。

其中，最后一点是关键，也意味着共产党开始重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而不再基于革命的正当性。其间，伴随着意识形态和政党形态的变化，特别是江氏“三个代表”的提出，标志列宁主义的政党转向人民党，执政基础被塑造为分享导向的经济绩效合法性，并在台海危机后转向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建设在1990年代后期真正起步，替换极权主义时代对国家的弱化。

这一威权时代的问题和建设持续到2013年，开始出现变化。而始于1989的“维稳”从2003年维权运动兴起后的第二年，2004年，也开始了所谓维稳体系的建设，对应着一个并不要求推翻政权、只是坚持合法斗争的维权运动，也因此更多地服从于民族国家的内部建设，即所谓依法治国的警察国家方向，也就是依赖法律，阶级，和国家暴力的民族国家道路。

但是，这一切，一个官僚政党主导的、民族主义转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威权主义政权，自2013年后开始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一个空前强化的晚期威权主义出现了。至前为止的观察，其主要改变仍然发生在上述四点的极权－威权转换框架内：

1)官僚政党被改造，党内部去商业化，党权个人化，未来势必朝向国家化，即在国家层面制度化集权体制，取代党的集体领导制，党也将个人化，变成一个向个人效忠的政党；

2)“市场经济”继续存在，仍然高度融入全球化，但是国有经济会出现适应个人党的变化；

3)社会空间和自由被严格限制，从1990年代的党领导下的社会变为国家控制和监视的社会；

4)意识形态复苏，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国家主义，个人集权化领导，共产党更多地扮演意识形态动员角色，而非传统的官僚党，国家主义及其工具很大程度取代了党原有的层级控制功能，其最新发展便是小粉红的出现、“两学一做”下党员强制抄党章的意识形态洗脑；纪委在地方行政地位的空前强化和国资委所强调的党委在国企的法律地位上升，并以对独立NGO的打压和国际NGO立法的通过，表明警察国家全面进入新兴的社会领域。

这意味着，党更积极地运动化、意识形态化；表明威权主义统治如何更频繁和系统化地与社会发生冲突，但是不会如极权主义时代一样浸润到所有私人生活。

在党的运动化和意识形态话转向上，习、毛高度继承统一。在国家－威权层面，习发展利用了官僚国家机器的控制和暴力——即安全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内里，继续民族主义政党的转型路线，作为党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任务。

结论：我们将面对一个晚期威权主义政权。所谓晚期，并非末期，而是1970年代哈贝马斯和曼德尔等人所指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晚期。他们形容资本主义并未发生列宁曾经预言的总体性危机，相反，已经从战争后的福利国家转型，可能长期存续，但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兼容了福利和民主参与，并发展出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

中国的晚期威权主义也类似，从江、胡时代到习时代的调整和巩固，表明这种威权主义的生命力，可能长期存续，却因为全球化的融入和公民运动的兴起而改变了自身的性质，不仅永远阻遏了进一步极权主义的发展，而且孕育着未来新抗争政治的可能。

其中，当前以及未来，在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两个层面的控制都将以冲突的形式在两条战线展开，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将围绕着意识形态和社会空间，展开与国家机器的直接对峙。

社会空间仍然存在，各种形式的自治努力或运动是内部反抗统一国家威权的唯一道路，包括民族的，社团的，阶级的，性别的等等，各种形式的社会自治，都将开辟与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暴力的直接对峙和斗争的战场。

与此前1980年代的后极权主义时代出动坦克和国防军的镇压模式对比，晚期威权主义也将较诸1990年代的威权主义的维稳时代更加频繁、毫不犹豫地开枪，虽然都会死人，毕竟还是一个重大区别。

毕竟，如上所述，大规模的军事镇压模式，无论对内对外，都与苏军介入匈牙利、布拉格和“819”没有本质区别，却不再可能重现；无论是“占中”时期为之惊恐的香港市民，还是未来的中国反抗者，都无需担心，他们面对的是警察的枪支，和普遍的、侵入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的国家暴力，也因此，在对峙中包含着各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