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弊端和如何打造一个出色的群体

（泡泡特约）在重要历史事件和新闻事件中，人们非常关注个体，这意味着我们会更赞赏领袖、胜利者、天才和英雄们，很少会有某个群体被嘉奖。实际上，一个广为流传的信念认为，“群体会妨碍个体、阻碍行动、浪费时间”，有些时候它的确如此，虽然这种说法偏执了些。

很显然，群体的行为也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处于群体成员的限制和无形的压力之下。群体成员会干扰你的思考、阻碍你独立设计的计划，一个典型的关于“群体思维”的例子：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们做出了一个破坏性的决策：入侵猪湾，一群杰出的人，有着非凡的知识和充沛的资源，却在一个简单的显而易见的问题面前犯糊涂。不言而喻，在面对困难和群体成员的压力时，这些专家们很容易受影响，抵御能力十分脆弱。

一些类似安全措施的机制会在个体内部发挥作用，以保护自尊，群体会忽略那些有可能威胁到凝聚力的信息和观点、那些与他们既有认知相矛盾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观点被轻视、贬低和嘲笑，最终被遗弃，取而代之的是类似错觉的东西更加深化了。

基本不用指望在一个“团结”的群体内部用不同意见去改变什么，哪怕长期不断的表达，它也许只是你被排斥的加速器。我指的是根本性的不同意见，有些时候，人们还会用瘙痒式的建议去变相讨好群体，它当然不包含其中。

我们正在面临有关群体生活的最为深刻的矛盾：合作中，群体成员能表现出创造力并富有成效，共同实现远超过一个人能力的目标；而另一方面，群体会使成员脱离现实、具有破坏性或被蒙骗。因为，我们既可以形成杰出的团队、集思广益，互相激发出优秀的创意，也可能出现肯尼迪顾问团那种低级错误。

George Miller 有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The magical Number 7,Plus or Minus Two》，文章指出，我们脑海里保持复杂信息流的能力是有限的，当面临太复杂的状况时，我们会将小的单元组块加工成大的整体以便于掌握它们，其损失就是丧失了精确性和准确性。在群体中，尤其是大的群体，这种组块意味着在试图把握群体变幻莫测的复杂性时，我们会将人们合并在一起看待。下图来自于我在几天前经历的一次对话，与美国网友。

很明显，当我们把别人看成组块的时候，人们也会把我们看成组块，在较大群体里，这种毫无个性的匿名性很容易导致退行、怨恨和冲动等事与愿违的行为。英国比较有名的组织学教授Ralph Stacey曾经提出：可以把群体当作复杂的反应过程，这种看法可以解释为什么群体能发展出新观点、具有创新能力。如果我们设想在群体中，个体为共同项目透露心理能量，那么我们会强调谈话互动过程，这些谈话构成了新的结构。

从这个角度上看，群体既不是个体心理的简单集合，个体心理也不是群体的内容。

矛盾的是，当个体互动时，这些个体心理特点一方面塑造群体过程，同时也被群体过程所塑造，通过互动，新的整合形态不断涌现。

换个说法，当群体中的个体可以自由加工信息时，群体通常能够达成惊人的准确结果。这是通过很多反复进行的实验得以证实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群体成员的结论很不一致，但它们的均值往往非常准确。

如此，便是群体能产生智慧的条件——让个体自由的获取信息、独立的完成判断、不具偏颇性的采纳意见，也就是说，圈子性质的群体不具备的东西。

我们有点理想化了？上述优质群体真的可以存在吗？是什么在现实群体中制造噪音？

一群鱼能够以优美的姿势游成一个几何图形、一群鸟可以飞出规整的队列，但当我们研究人类行为的时候就不得不去考虑更为复杂的状况，完全可以说，没有干扰的人类群体是非常意外的。

感受到威胁的个人会反抗整合过程，或者“亚群体”成员联合起来推出不同的议案，并破坏走向整合的趋向。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些专制国家都喜欢强调“团结”了吧，因为真的极难形成鸟和鱼那样的团结一致，在人类群体中。

有些朋友喜欢分析政治局势，谁上台谁下台、谁忠于谁，谁是谁的“一派人马”，似乎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不要忘了，他们是人，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除了他们自己，不可能再有第三方洞悉了，我们能了解到的也不过是一些诸如工作经历、出身背景以及祖籍家属等框架信息，人际关系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是某一时刻某种情势下，某个人自行衡量出的现实利益，你不可能摸清的东西，并且是它时刻处于变动中。

更何况，一个显而易见的所谓“策略”是：把彼此不能融洽的人组合在一起对组织者来说是绝对利好的，因为他们只能搞内讧，而无法联手造反。玩这手中国人是鼻祖。

一个基本的事实：个体会出现两种动机，它们在严重破坏群体过程，它们形成干扰破坏群体合作和整合能力。简单说，它们是个体成员体验到的焦虑，这些焦虑与其被群体接纳程度有关、也与是否完成群体任务有关。

与国家元首的智囊团相比，民间的小圈子成员更希望获得群体的肯定和接纳，但在归属感的压力面前，甚至更糟的状况是，在被排斥的危险面前，基本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不知不觉中，人们会吸纳相关的微妙信号，它们提示危险和机遇。很多人会否认这点、试图压制它，或者把它们变得不那么引人注意，虽然它看起来幼稚愚蠢令人尴尬，但它的确存在。

身份问题是另一个动机，它与归属感有些近似。更成熟或复杂的群体成员可能不满足于被接纳，他们需要肯定自己的身份以获得满足感。如果身份被难以确定、甚至出现威胁和挑战，人们就会通过斗争来保护或形成新的身份。组党就是这个道理，“我是某某党派成员”这个身份能更好的满足结盟需求。

一般情况下，群体会寻找各自途径去协助成员确认身份，比如选择一些外在的标志性的东西来衬托，党章、袖章、衣着或者饰品。成员的身份需求也会导致群体的进一步细分，每个亚群体为他们的成员提供一种归属感，虽然这经常会牺牲一部分整个群体的凝聚力，或者以完成任务的能力为代价，这就是群体的细化。没有不会细化的群体，每个人都有多重自持的特征，整体能存在共性，局部自然也会存在共性。细化本身并不代表分裂，但它有可能是分裂的基础。

还有一种焦虑感，来自担心群体成员不能顺服、领导者地位不稳，这样的时候人们会拼命强调初衷和身份认同，甚至会采用重新审查成员资格及清洗队伍的行动。

一个党派如果开始着眼于内部清洗、抄党章、追缴党费，或能说明“主帅”对自身地位有危机感、对成员的服从程度难以把握。

但很明显，如此做更容易加剧混乱和焦虑感，强化审查会激发成员们的自我审查继而引发身份稳固性危机，为了缓和这种效应，领导人还有可能寻找替罪羊来“灭火”，比如抨击其它党派、海外敌对势力，大搞反对舆论等等，以期逆向触动凝聚力。这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引入一个强有力的监督者可能是对危机的一种适当反应，因为确实需要迅速而坚定的新举措。对执政党来说，独立媒体和在野党充当的就是这样的角色。这类举措也提供情绪上的安抚，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工作本身上来。适应现实的需要和防御焦虑的需要可能会重叠，但它们依旧是不同的目标。当两者不能重叠的时候就会发生问题。

群体管理中重要的一点在于，密切关注群体中的焦虑感，以及它们所引发的各式各样的防御措施。解除这些防御行为是恢复系统自发组织的关键所在，这会使群体更充分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规律：细化圈子的稳定性低于圈子、小圈子的焦虑感大于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