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资讯并不自由

很多人认为，资讯自由的意思是没有审查的资讯流通。引用到互联网上，即没有黑名单、敏感词、网址等过滤机制的自由网络。

若从这角度看，中国大陆当然没有资讯自由，而香港则显得很自由，因为前者一直想尽方法控制新旧媒体，其超级防火墙也是臭名远播。至于香港，我们新闻不设审查，互联网也没有预设的过滤系统。然而，这是否代表香港的资讯流通真的“很自由”呢？

公共资讯：市民的基本权利
资讯有不同的性质，公共性的资讯尤为重要，因为这些资讯涉及公众利益，若市民不能取得相关的资料，就无法监察政府。

目前，香港只有《公开资料守则》。一些部门很多时候会以“没有相关资料”为借口，而把市民、甚至记者的查询推搪过去。所以香港公民运动，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要推动《档 案法》和《资讯自由法》：前者防止一些部门销毁一些决策的讨论文件，如会议记录；后者要求政府部门要把公共资讯公开。正如香港申诉专员公署专员黎年于年初强调，公开资料是市民的“基本权利”，现时数以百计的公营机构并未受《公开资料守则》监察，在没有处罚约束之下，部门的执行方法各有差异，故此他亦支持订立《档案法》和 《资讯自由法》。

今年初，香港立法会终于把公众索取资料的要求正规化，并为机密档案订定最长50年的封存期，而非保密档案的封存期最长则为20年。其实，开放资讯不单是公民 的权利，也会增加政府的认受性。最近台湾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太阳花学运，反的就是“黑箱”作业，指责国民党政府没有公开会谈的内容，以及解释签订的条 款对本地服务业和社会的影响，引发宪政危机。

大陆民众多年来要求官员公开资产，指定“阳光法案”，也是一种公开资讯以防止贪污舞弊。相关的法案不立，民众也不会相信政府真心打击贪腐。

资讯的商业垄断
除了公共资讯外，最广为流通的消费性的资讯。虽然，娱乐消费的资讯看似随手可得，但有一些市场公关公司，专门负责协助一些企业删除不利的讯息，又或以水军的方式，散播一些错误的讯息。有些企业更会以诽谤法去胁迫媒体平台删去对他们的批评。

此外，由于西方版权持有人和专利商，在过去二十年里，不断透过世界性的组织如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等，把维护少数利益的知识产权观念输出，并强迫发展中国家透过修改本地的版权法，去管制互联网上的资讯流通。

香港过去几年反对版权法修订，就是防止政府借保护知识产权去建立互联网的监控系统，或以版权为由收窄表达的空间，如禁止借用娱乐资讯去恶搞一些政治人物。

走出香港，世界各地也有很多争取资讯自由的团体，批评版权及专利商以知识产权阻碍文化交流和知识的流通。著名美国律师Lawrence Lessig早于2001年就成立了非盈利团体Creative Commons去倡议弹性的授权方法，而发明互联网的科学家Tim Berners-Lee，近年亦推动The Web We Want的运动，希望集合众人之力，确保互联网的公共性和开放性，防止一些网上平台（如Facebook)及工具，以锁定工具与平台的连线，阻断资讯流通以赚取利润。

其实，媒体以垄断的方式去赚取利润一直存在，过去是大气电波的垄断，而政府则透过发牌等手段间接控制经营者，王维基电视牌照的争议，症结正在于此。

然而，当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份，一旦被垄断，影响更深远，因为网络平台不单是资讯的发放者，而是资讯、人际关系、消费、兴趣信仰的中介。譬如说，在香港绝大部份的网民均习惯使用Facebook作交流平台，以至很多人的观点越来越受一些小圈圈影响。尽管Facebook以外的互联网有浩瀚的资讯，但这些资讯对Facebook里大部份用户并没有意义，小小的社交圈把世界框死。

未被行使的自由
自由是选择、是文化，今年在香港的黑客马拉松Hackathon，就是要“黑”进立法会的数据库里，以图像的形式，向公众呈现相关资讯的重要性。而台湾太阳花学运期间建立的网上平台，有不少旨在打开两岸服贸协定的黑盒子，让大家了解究竟。

香港仍未有《资讯自由法》和《档案法》，大家在争取立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主动利用资讯，行使自由。不论从法律保障还是在行使自由的层面看，香港的资讯自由实在很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