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记者在中国：不一般的艰险

细数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历年发布的《年度在华工作环境报告》，无一不是“恶化”、“糟糕”和“更加糟糕”。在中国大陆这个新闻自由度为零的环境里工作，对于外籍驻华记者来说是如此的艰难，对中国籍外媒助理来说则是更为艰险。他们的华人身份在当局眼里是可以藐视一切声援、干预的“理据”。随着德国《时代周刊》记者助理张淼事件被广泛关注，外媒中秘这一特殊小群体的危境生存现状正在被更多人所了解。

海外媒体中国雇员无依无靠

据公开报道，去年九月下旬香港“占中”期间，德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科克里茨带同其中国籍新闻助理张淼一起到香港采访。十月一号，张淼回到北京后，又从北京发出内地支持香港占中的照片等讯息。十月二号，她被当局以“寻衅闹事”为由逮捕。科克里茨获悉后立即通过编辑部，乃至德国外交部，以及德国政府高层寻求营救。

科克里茨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助手如何卷入北京的国家安全机器、我如何见识中国的官方机构》的文章，交代该事件的经过。她指出，本来想以不曝光换取中国政府的理解和善意，但是不仅没有结果，而且她自己也多次被北京的国安审讯。她亲身经历了那些让人无法相信的场面，北京国安试图给她加上“策划香港分裂、民众反抗的外国代理人”的罪名。为此，她也只好匆匆离开中国。在经历了三个月被欺骗、恫吓的沉默后，他们终于决定把这一切公开，诉诸世界的公正舆论。张淼是科克里茨的中文老师，两人相识大约六年。两年前，张淼作为她的助手回到了北京。借助德国《时代周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科克里茨的文章立即引起欧洲社会强烈关注。

很多驻中国的外媒会雇佣中国籍新闻助理，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帮助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完成接洽、采访、后期等一系列新闻工作。因为依照中国的法律，中国公民不能“合法”地在中国为外国新闻机构工作，只能以助理或者研究员的身份做着实质为记者的工作。但对于外国同事来说，他们的协助是必不可少的，安排采访、新闻研究、处理后勤、解析报道以及翻译，对于中文不好或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外国同事来说，中国新闻助理具有高效高质的助益。

据《大西洋》杂志英文版报道，新闻助理面临的风险远远超过他们的外国同行。密切监视外国新闻报道的国安人员频繁地请这些外媒新闻助理“喝茶”。在这些面谈中，他们要求新闻助理透露外国记者们正在做哪些报道，以及他们消息来源的名字，及与外媒记者有关的其它重要信息。拒绝配合的新闻助理将面临被骚扰、殴打和甚至无限期拘押的风险。旅德知名媒体人长平在文章中表示“这种情况不仅对这些中国媒体工作者不公平，也是对世界新闻自由的威胁。”

科克里茨在文中提到，张淼是个“微信控”，在香港时把有关占中的照片传到微信上，并发表大量评论。在被提醒有国人因微信香港照片被审讯关押的风险之后，张淼仍然继续刷微信。长平告诉泡泡：“全世界都用微信，这真的令人忧虑。用的人越多，它也就越方便。每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最危险的人。”

北德意志电视台媒体栏目的"Zapp"节目在本月14号播放了对科克里茨的专访。她在采访中说，"我的所有记者工作都被他们编造成一种间谍活动。"张淼的被捕以及科克里茨的经历都以各种方式传递到了德中两国的最高层。德国联邦政府副发言人威尔茨(Christiane Wirtz)此前就《时代》周报工作人员被拘捕一事表示担忧，“德国政府希望相关指控能够尽快得以澄清”。

各国媒体也对此纷纷表态。英国金融时报等报刊认为，这意味著习近平政权扩展了政治镇压。《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福汇报》认为，这是中国一直存在的情况，并不意味著有所变化。 北京外国记者协会主席阿德尔哈德特女士认为，尽管在北京外国记者一直受到各种刁难，但是张淼事件显示的，还是一个新的升级现象。

去年10月13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张淼违反了驻华记者的相关守则，其作为中国公民，中方有关部门正依法依规对其予以处理”。国际关注看起来并没能起到有效作用。长平认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政府之间的谈判仍然是制约中国政府胡作非为的力量，甚至是惟一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越来越不在乎这些力量，甚至反过来制约它们。让外国人”享受”中国公民待遇的情况越来越多，比如美籍华人薛蛮子先生因为在微博发表批评中国政府言论，2013年被以”嫖娼”名义抓捕并让媒体肆意羞辱。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美国人王炳章先生，更早前被中国当局从越南绑架后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遭受身心虐待。

张淼并不是第一例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当年9月7日纽约时报报导了江泽民即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与胡锦涛进行权力交接的消息，比中国官方的报道早了十天。此后的17日，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籍助理赵岩在上海被国家安全局逮捕，被控犯有泄露国家机密罪。如果罪名成立，量刑可以有期徒刑10年到最高刑死刑。中国官方怀疑是赵岩把江泽民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消息泄露给了纽约时报，但是纽约时报否认赵岩是消息来源。

赵岩被关押7个月限期到来之时，其律师莫少平表示，北京警方对赵岩提出了新的自控——诈骗。赵岩被怀疑参与了“一起重大的诈骗案”。这项新罪名可以使北京警方再合法监禁赵岩7个月，而无须送交法院审理，因此一般被认为是“技术性”处理。莫少平律师表示，从辩护律师的角度看，针对赵岩的“诈骗”罪名也没有充足的证据，不能成立。他指出，如果是“诈骗”这样的普通刑事罪，没有必要由国家安全部门介入。长平在相关评论文章中指出：目前被拘押的律师浦志强、学者郭玉闪等，都是先以一个罪名拘押，再以另外的罪名逮捕及起诉。“由此可见，真正涉嫌诈骗的，是中国政府”。

2006年3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访问美国之际，检察院撤销对赵岩的所有指控，当时，辩护律师莫少平认为“赵岩很快会被释放”，但彼时赵岩还在继续被关押。同期，美国驻华使馆继续要求释放赵岩。发言人引述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我们敦促中国遵守其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以及尊重人权”。 对此，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有关赵岩将很快获释的消息与事实不符”。他说：“外国及外国媒体不应该对此说三道四、妄加评论”。

2006年8月2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罪”判处赵岩3年徒刑。该判决引发无国界记者和香港社会的强烈反应。此后赵岩提出上诉，但被驳回，继而持续服刑，于2007年9月15日刑满后方获释。

中国媒体人给外媒投稿也会面临同样的罪罚。据美国之音报道，与赵岩同期获释的还有中国贵州省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至此他已被当局关押了两年零六天。46岁的李元龙2005年9月9号在毕节日报报社被国安局人员带走。当局认为，李元龙在海外网站发表“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以及“从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4篇文章，是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以及颠覆国家。2006年7月13号，他被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罪”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2014年7月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新闻从业人员要遵守与所在新闻单位签订的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不得违反约定，向其他境内外媒体、网站提供职务行为信息，或者担任境外媒体的“特约”、“特约通讯员”、“特约撰稿人”或专栏作者等。随即，知名媒体人宋志标因“触犯”此规定被南都开除。

外籍驻中国记者同样艰难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去年底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FCCC)在今年发布的2014年外国驻京记者工作状况报告中说，外媒记者在中国的采访和报道环境更加艰难。据FCCC的通报，三分之二参与2014年度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调查的记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在中国从事报道的过程中遭遇干预、骚扰以及暴力行为。“西藏对外国记者来说仍然是禁区。外媒记者前往西藏采访需要层层审批。外媒记者虽然可以去新疆采访，但是当地警方经常干预外媒记者，使采访和报道无法顺利进行。”

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主席福特（Peter Ford）说，地方官员越来越不配合外国记者的采访工作，一些地方官员承认他们接到“不要同外媒接触”的指示。扣发记者证、限制签证是中国外交部惩罚那些“不听话”的外媒记者最常用的手段。《纽约时报》报道指：中国越来越不容忍外国记者。“最近几个月，十多名记者在试图在边远省份以及中国首都的中心地带展开工作时，遭到了粗暴对待、拘留或者被便衣警察跟踪”。从很多方面看，这和公民社会组织、自由主义学者及维权人士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的两年时间里所遭遇的敌视是一致的。在一些左派官媒发表的文章和社评中，西方记者被描述为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的“境外敌对势力”。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员陈杰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动不动就把国际舆论的批评称为‘敌对势力’，一方面是一些官员心虚的表现，不敢让民众知道这些批评，不敢让这种批评传播开来；第二个方面，这是他们排斥国际舆论监督的表现。”

许多外媒记者表示，他们知道办公室和住所都是被监控的。据媒体人长平告诉泡泡，面对监控，有些记者可能无所谓，有些人严防死守。“我接触过的大多数还是很小心，谈话都要到避开监视和跟踪的地方。邮件加密，尽量使用谷歌邮箱，见面时拆下手机电池，等等。”长平补充说：“但总的来说，要想摆脱盯梢，是很难的，特别是在做一些被盯上的题目之后。”

FCCC为外媒驻中国记者提供的“生活指南”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为外媒记者们提供了一份在中国的“生活指南”，指导记者们如何安全、有效又不违背职业伦理地报道中国。包括：不要透露任何事或者签署任何文件、被要求写“认罪书”时要拐弯抹角的道歉，在道歉的同时拒绝承认自己犯罪等等。 其中，“尝试取得拘捕你的警官的名字和联系方式，以及对应的警察局的名称”，这点通常并不容易做到，也和时机有很大关系；另，“联系并向中国外交部和大使馆抱怨，描述那些违背你意愿的具体细节，尝试电话联系你祖国的政府官员，打电话给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主席或者专业委员会的主管”等方案，可以讲事件以较快速度公开，以便寻求到更多关注，令当局不敢为所欲为。

该指南中也提到了外媒的中国助理——“在工作上为你提供帮助的中国公民可能会因你的工作而遭受比你更大的危险。所以如果你正面临着被拘禁的风险，请不要携带任何可能波及到你的中国朋友的物品，比如他们的联系方式和照片。如果你有一个助理或者翻译，尽量避免离开他们单独行动。不要要求中国公民为你撒谎，对他们而言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对中国籍助理如何保护自己并没有说明。

在中国政府的高压管控制下，大量优秀的外籍外媒记者被迫离开中国，而他们同样优秀的中国籍新闻助理如不愿苟且只能选择放弃该行业。对张淼案关注的意义不止在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外媒中秘的处境，更呼吁国际新闻组织对该群体予以更多关爱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