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低效的自嘲和习以为常

（泡泡特约）“未来很多人被网络安全法噤声、迫害或消失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记起网络安全法通过的这个波澜不惊的一天”，twitter用户@vicentory8这样写道，7号那天早上，中共政府又确立了一个名为《网络安全法》的大型枷锁。

的确没有多少舆论，也没有通用标签出现，我在twitter和Facebook上浏览了一整天，近日中文观察者们一直在围观美国总统选举，然而并没有从选民们的骄傲中读出多少自身权利缺失的遗憾。询问了几位平日喜欢对时效话题发表意见的自由撰稿人，他们普遍感觉对网络安全法“没什么好说的了”，换句话说就是，该说的都说过了，重复无价值。

这部饱受争议的法案被舆论最高关注是在初稿出现的时候，评论员们纷纷起笔声讨，本网在当时也有相关文章，而问题就在这里：中文底层舆论的特点是一等媒体引导话题，二等时评人带来观点，三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普遍缺乏引领及聚合一个话题的主动性甚至意识。而对于媒体来说，只能带来最新的信息，也就是最具新闻价值的话题，他们追求的是“眼前一亮”，包括舆论点评在内，如果无法挖掘到更多新意，他们就会放弃对该话题的深入。时评人也如此，有不少平台规定了稿酬与点击量挂钩，也就是暗示写手们料要猛、题要新、自身知名度要高，他们在选择和推送中便会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在英文舆论圈正相反，由于底层内容生产者颇具自创话题的意识和积极性（你能通过twitter的热点标签看到），媒体能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交网络舆论所牵引，很多英文报道中加入了twitter标签和热帖的链接。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那句老掉牙的话：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网络舆论都能时刻牵动媒体神经的时代反抗并不是太高难度的东西，而在中国，“键盘侠”已经变成了对舆论反对的嘲讽，人们说“社交网络上的民主斗士都是现实生活中的loser”，减少发言的人越来越多，难道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loser”？这点没有调查数据可证，不过的确有人表示过除非街头抗争一切皆无意义的态度。这句话反过来看或许是，因为目前没有街头抗争，于是我们只需要沉默的等待？

“网络安全法”发布的次日就是中国的记者节，党媒姓党与新闻自由的话题同样没有什么人关注，中国媒体人在群聊中偷偷发红包自我庆祝，局域网公开平台上的少部分舆论对中国记者（或者说对党管之下的媒体人）施以嘲笑和讽刺。国际记者保护协会很礼貌的没有提起“中国新闻人们为什么还不站起来抗争”，只是声援那些被迫害的记者。

网络舆论喜欢说中国没有新闻，所以记者节对这个党管一切的国家来说只是个玩笑，而如今，人们连调侃的兴趣也没了。一位中国记者私下跟我说，他希望自己能活到为这片土地真正尽一份公民力量的时候，可目前他需要手头的工作以维持生计。是啊，人们都在等待，等待时评人们不断估测的“阈值”出现。

加税、高墙、VPN“涉恐”、审查一切……或许每个绳套都能引起一些激动的观察。

但阈值根本不在环境里，而是在人们的意识里，管制升级的程度没能刺激出反抗意识，反而加倍了麻木。记者节的当天，另一则消息牵动了很多英文媒体的注意：印度空气严重污染，当地人在街头抗议，以及与此同时社交网络上出现的相关通用标签“呼吸权” #MyRightToBreathe。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这个超链接围观一下该话题及其颇为惹眼的参与量和转发量。中国似乎只在柴静事件时有过近似的规模，那也是柴静带来的，而不是雾霾本身。

更有趣的是，一位网友对其嘲笑说：“印度人真没见过世面，等过几年他们就能习以为常了”。对此我感觉震惊且遗憾，虽然当前无法确定这场O2O抗议能对pm2.5的量变起到多大作用，但印度人在用行动积极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正是中国人所缺乏的。

中国人极富自嘲精神，在社交网络中它早已变成了一种生态，大批的反抗机会就在那些轻蔑的段子和笑声中被消磨掉了。恐惧的大嘴几乎吞噬了一切，日前一则流传甚广的言论令人颇为惊讶，它说：“要小心那些在群聊中表达激进态度的人，很可能是当局派来的线人在钓鱼”。那一大段具有明显问题的推论唯一能表达的只是人们的恐惧，但似乎没人指出它存在的问题，只是更加倍的小心，要求更多人实名、躲进更小的群聊里，以及更加沉默。在缺乏一个概念共识的状态下，“去激进”对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意味着需要加倍自我审查。

关注中国言论自由问题的外籍朋友依旧持有这些简单的疑问：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有足够理由站起来反抗的，比如GFW、网络安全法和其他所有苛刻的言论枷锁，如今都已不再是秘密，然却并没有因此带来任何有效的抗争，反而扩大并加深了自我审查的主动。中国政府总是喜欢在吸引国际互联网公司的时候宣称中国有几个亿的网络用户，假设那些数据都是准确的，如果其中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网民能够联合起来对抗言论管制和信息封锁，中国的网络自由度状况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也许你认为上网可以不是生活的重要部分，那么呼吸呢？寿命呢？每一个正常人都希望健康长寿，空气污染导致癌症和短命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结论，当下正是取暖季，连新闻都不用看，推开窗户就能深刻体验了……如此严重的、波及面庞大的政治性灾害反而慢慢被变得被习以为常。

至少目前为止，对抗雾霾的“最佳方案”仍然被认为是等寒流、戴口罩、深度宅和从我做起，就如对抗GFW的“最佳方案”是等待有人主动从墙外搬运消息，甚至自主打消好奇心、安心享受微信和百度带来的“乐趣”，总之是最廉价的维持现状。

早前很多观察人士信奉关于社会压力（情绪积累）达到某个阈值便可触发抗争行动的设想，这一预测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相关积累也从未断档，但实际状况显示，其效果正在走向预期的反方向：增强了大众的忍耐力、段子手的幽默感，以及为各种媒体自媒体提供了选题，此外没了。原因并非“阈值不够”，难道是奴役之路表面上的宽敞平坦比自由之路更有吸引力？

当管制力度加大、社会焦虑上升，权威性人格就会加强，人们会更多将希望寄托于权威、更加顺从和懦弱，这时候当局的维稳式“承诺”就能发挥作用了。这是个可怕的困局。权利只能主动去争取，对解决问题来说，自嘲性表达与抗议性表达有着天壤之别。

中国记者节那天，斯诺登在twitter说："Never doubt that a small group of thoughtful, committed citizens can change the world; indee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has."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也不是悲观主义者，只是在思考N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