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给国民网上行为评分

文/ Fokke Obbema, Marije Vlaskamp, Michael Persson

中国政府正在全国推行“社会信用体系”的电子系统，为13亿国民的行为评分。该体系基于多个标准，包括金融信用、犯罪记录、和社交媒体行为等。按照该计划，到2020年，每位成年中国人除了拥有一张身份证外，还将有这么一个“社会信用代码”。

政府在去年宣布了社会信用体系的规划，但在国内外均未引起关注。牛津大学的比利时籍中国问题专家Rogier Creemers于本周发表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详细翻译，指明了该体系所覆盖的范围。他在接受荷兰《人民报》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想使用最新的网络技术对个人进行监控。”

他认为，中国的这个监控将比东德的监控系统覆盖范围更广：“东德的目标限于防止反对政权的革命。中国的目标更具野心：明显是试图创造一种新公民。”

新体系的目标不仅仅是在经济上打击欺诈行为，也有道德上的诉求。“这是中国政府精心推出的，想在国民中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如爱国、敬老、勤劳、节俭等。”Creemers说。社会信用等级低下的个人可能因此无法申请某些工作、住房、或融资。“在劳工市场上，你可能需要达到一定的分数，才能申请到特定的工作。”

非常雄心勃勃

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中国网络专家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也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野心十足，甚至包括监督个人行为、以及个人阅读的书籍，是带有奥威尔政治色彩的亚马逊式消费者监控。”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王松莲从这个体系中看到一个“可怕的未来”：“目前已经有对‘异见人士等敏感人群’的紧密监控，但社会信用体系则是更上一层楼。这是对所有人的监控。”

辛优汉对该系统如何被实际执行表示质疑。“执行该体系可能会遇到困难，原因是机构之间的斗争、以及企业不愿完全服从。但这是一个公开的问题，取决于政府将花多大精力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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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为伦敦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设计的壁纸“黄金时代”：推特鸟被监控摄像头、手铐、锁链围堵 （摄：2015 Hugo Glendinning）

深知谁是老大

荷兰莱顿大学的中国专家施达尼(Daniela Stockmann)认为，中国的网络公司会有抵制，这些公司“意识到用户对隐私的需要。同时，要处理如此庞大的数据，他们（公司）也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

但Cremers相信，阿里巴巴、百度、腾讯这些中国互联网巨头将配合政府执行该体系。他指出，这些公司与政府有象征性的关系。在美国，谷歌、Facebook等公司会展示他们为用户的隐私被政府情报机构偷窥，但在中国情况则不然。这些重要的网络公司都深知谁是老大。“政府和中国的网络巨头能合作使用‘大数据’，其方式在西方是无法想象的。”Creemers说。

打电玩和买尿布

中国的网络公司对信用体系也十分感兴趣。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日前对支付宝用户进行了芝麻信用评分，信用分从350到950分。该分数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借款行为，也取决于其兴趣与好友。如果该用户的好友的贷款信用不好，就会降低该用户的等级。长时间打游戏也会降低个人信用评分。但网购尿布则会加分，因为买尿布代表用户有责任感。（蚂蚁金服正在将芝麻信用输出到外部金融机构）。

中国媒体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报道，主要关注于财务信用。但Creemers的研究显示，政府想在其他领域为国民的行为评分，用政府文件的话说，是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的部分是，国民之间互相评分。“想象一下，中国人可以给医生或者教授评分，就像美国已经在实行的一样。该系统也适用于公司和机构，因此个人也可以给排污的企业评差的分数。”Creemers说。

信用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涉及范围如此之广，提供了一个解释。据该文章，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因此产生了伦理风险：当人们的行为不受到伦理道德约束时，必须有一个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迫在眉睫，该体系涵盖了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四大方面。

根据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制定的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王淑芹，金融信用度评级制度已基本可投入实际操作。她强调，如果缺乏该体系，在中国做生意将存在很大的风险，目前有近半数合同没有被履行。“尤其是数字经济的速度之快，人们能快速确认彼此的信用度显得很关键。”她认为，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加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非经济因素，有其附加值：“大多数人的行为取决于他们的世界观。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行为更加得体。”

“这是目前公开的规模最大的大数据应用。”硅谷企业家、《信誉经济学》(The Reputation Economy)作家Michael Fertik说。“这绝对像是你噩梦中的奥威尔监控社会。另一方面，中共一直以来给中国人评分，这个大数据版的升级，也很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任何指令性国家都希望能这么使用数据。”

本文由泡泡翻译，原文英文版发表于荷兰《人民报》（de Volkskr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