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运人士正在丧失网络掩护及支持

很久以来，大陆“互联网”一直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称谓，其“局域网”的本质一直是事实存在。即使召开了乌镇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也只是在强化世界对防火墙保护下的内联网的印象。问题在于，这种将缺陷当作成果的互联网思维，有其现实渊源。

这个渊源在于，大陆当局对局域网的自信不只是它的商业成就，而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大陆局域网不再只是物理概念，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描述大陆网民心态的心理概念。中国互联网已经实现了从围困人群到实际上摧毁人们利用互联网来守望相助的可怕转变。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大陆当局对异议人群的压制，主要体现在在北京继续囚禁更多的社运人士，包括财新文化编辑徐晓、以及同有立人图书馆工作背景的薛野、柳建树等人，同时在广州开展周密部署，开审郭飞雄案。网络对发生在一南一北的政治审判事件的表现值得深思。

徐晓作为在1975年、2014年两次被捕的社运人士，在微博与微信上的传播最多。但传播的内容局限在她出版的著作，对于她被捕的具体事由，基本上没有涉及。很多人将立人的工作经历作为被捕者的共同原因，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分析。

两种思路同遭网络漠视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具体何为，实际上在一个人人自危的国家里，以何种理由被捕都是有可能的。问题是，被捕者外边的营救者采取了三缄其口的态度，不对外表态，信息透露非常稀少，既要保持一点公开性，又要控制信息呈现，这让整个网络失去了讨论基础。

广州的郭飞雄案采取了另一种思路，将辩护书、自辩文件等放在微博上，律师也将辩护过程中受到的干扰、旁听者受到的驱赶等信息一一公布。尽管采取了与北京社运界完全不同的信息处理办法，但应者寥寥。一隐一显两种应对思路获得了同样的效果，就是网络漠视。

正如某些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单从社会运动的发展历程看，它们在走入了现在的政治境况之后，越来越艰难。主要表现是线上动员与线下动作失去了联系，变成了无法呼应的两个割裂状态。这中间体现了当局的压制手段，也体现了公共抗议的策略转换。

失去网络支撑

这一个转折发生在浦志强案时。当时为采取公开的政治辩护还是低调的技术辩护，持有两种思路的人在网络上曾有激烈的争执，发生过撕破脸皮的吵闹，浦志强北京圈子里的人对试图采用高调辩护的斯伟江等人给予了不客气的拒绝，两下最后以“尊重当事人”的理由偃旗息鼓。

浦志强案的这种争执公开化，尚且在网络上呈现出来。等到涉入教育平权而被捕的媒体人曹保印被捕，网络上只有很少的传播，因为在私下里，为了避免激怒当局加重对曹保印的惩罚，他的朋友们已经自我审查，自觉地噤声了，就像南周事件中南周编辑部的做法一样。

这样一来，就等于是主动削弱社交媒体等网络工具对社会运动的支撑作用。考虑到大陆社会运动本来的羸弱特质，一旦网络网民取消了支持，就等于将这些公共人物从网络世界中“抹去”。不仅社会运动逐渐丧失了公共性，网民网络也丧失了公共关怀。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社运人士的朋友圈采取低调的做法，固然是“不为”，实际上也是“不能”。这两年来，社交媒体在内的社群网络已经发生了控制权上的转换，当局已经牢牢掌握主动权，这让发声动员关注者变成一项危险的事，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动员的积极性。

这种社运人士及其朋友圈所采取的低调策略，与他们被抓捕之前高调参与社会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在抓捕后采取绥靖的策略，更抵消了这些人在社会运动中曾经积累的声誉，对他们将来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同时，也让网民产生了消极的情绪反应。

网络关注下降

这从广州开审郭飞雄一案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即使郭飞雄受到了包括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内的关注，尽管其律师团与支持者采取了高调的网络文宣手法，仍然无法吸引足够多的网络关注——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谁也没资格要求同一批网民在京穗社运圈的策略游戏中专注跟随。

总之，上述新的变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中国大陆的局域网活跃度在近年来日益下降，这已经累及那些严重依赖网络的大陆社会运动走向衰退。当局通过网络压制与贴身紧逼的战术，切断线上与线下的互动关系，并让恐惧感渗透进社运人士的朋友圈，最终扭曲他们的活动方式。